东方风来，神州生辉

“松绑”是理论认识上具有创新性的突破

石仲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认清了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

自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来，每次党代会都强调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五大和十九大还对此作了重要论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这决不是无的放矢。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变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究竟如何认识和表述，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党中央也在思考之中。在起草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过程中，曾有人提议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那时没有改，就涉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如果改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要改，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把握不好，会犯大错误。

十九大报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解开了过去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死结”，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松绑”了。只改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论断。这是思想的一大解放，也是理论认识上具有创新性的突破，符合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际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是我们国家进入新时代后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石。只要能坚定不移地“牢牢把握”“牢牢立足”和“牢牢坚持”，那么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百年诞辰时，就一定能够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从改革开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姚洋

40年前，邓小平以一句中国“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警醒全党，改革开放的大幕在这种紧迫情形下拉开。我们20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得益者。在人生观形成的最佳时机，我们赶上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在生产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我们又赶上了90年代的改革大潮和新世纪的经济飞跃式发展。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

相比于苏联和东欧地区，我国的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如果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奇迹里的奇迹。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酝酿期；进入90年代，疾风暴雨式的改革让我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让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经济增长如虎添翼。在苏东地区，经济体制转型造成了经济的倒退和社会的剧烈动荡；在我国，改革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社会繁荣的催化剂。

党的十九大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自2003年进入世界银行所确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增长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减速让一些人怀疑我国是否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比较表明，这个怀疑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相比，我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做得更好。比如，我国拥有高额的储蓄和发达的制造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研发投入排名世界第二，智能制造处于世界第一阵营，宏观经济稳定，等等。在未来的30年里，只要保持每年高于美国1.7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我国就可以达到本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我国目前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的增长速度，即使未来的30年里匀速地下降到美国的增长速度，达到这个目标也是轻而易举的。

如果说过去40年的改革主要是在“破”的方面做文章，那么未来30年的改革则将主要在“立”的方面做文章。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核心是确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一样重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为世界贡献了重要的思想。改革开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总结这一创举并创造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人，再一次赶上好时代，得以见证和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冲刺。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曾产生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梁衡

40年前的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时光过了将近半个世纪。那一年出生的孩子也已步入中年。许多事情说起来，未经过者都不敢相信。

我正好是1978年进入《光明日报》当记者的，驻山西记者站，在基层目睹了这一深刻变化。当时正处于新旧思想和体制的交替。政治上，思想极“左”，比如“文革”中，全国学大寨。大寨就被政治化、神化。报纸上登了一个大寨村干部的照片，有人在她脸上画了一个眼镜，就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十年。大寨的水利工程，不按科学办事，有隐患。水利厅的工程师提意见就是反大寨。他们出于科学精神和责任心，只能晚上戴上大口罩到记者站来反映情况。在经济上，动不动就说姓社姓资。农民自己出卖一点农产品就是资本主义，要抓，要批判。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发起讨论。报上发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直指为什么要禁止集市贸易，引起轰动效应。有的地方不为所动，还在禁止集市，农民就在扁担上面挂一张《光明日报》。当时人们抢着订《光明日报》。常有人找到记者站，要求走后门订一份报，就是因为上面有真理标准讨论和改革开放的文章。可见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思想是多么得人心。当时我采访了一位青年农民。大队一个养猪场，年年赔钱。他第一个站出来承包，当年就盈利。这篇通讯得了1982年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的前身）。这个农民当即被破格转为国家干部，并任地区科委副主任，去承担一个小流域治理。

知识分子是“文革”中打压的主要对象，也是改革开放中翻身最明显的阶层。我们记者站每天来上访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我说过去的旧账算也算不清，干脆自己解放自己。就组织了一个“人才开发公司”，提出“像开发矿产那样开发人才”。省政府很支持，立即拨款40万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发表了消息。这是全国第一个这样的公司。许多长期埋没在基层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一些错划右派，都发挥专长，大放异彩。我报道过的在工厂、农村最基层的知识分子中，有四个人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有的当了全国劳模，当了厅级、省部级干部。王森浩同志，当时是山西一个煤矿的矿长。我去采访时，他还戴着安全帽下井干活呢。稿子见报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后来又任煤炭部部长。我将这些记录特殊历史时刻的稿件集成一本书《没有新闻的角落》，为历史存照。这本书连续再版十多次。

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978年和随后的日子是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用人，大胆改革，产生了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锻就之“利剑”

文魁

回顾40年来走过的路，展望未来30年的前景，我以为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简明理念到周密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坚持不懈、不忘初心、持续探索，花费40年锻就的利剑。靠这把利剑，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靠这把利剑，我们将继续前行，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40年前，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在探索中国改革方向和发展道路时，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一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当时这一概念主要有两个内涵，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二是区别于苏联模式。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走自己的路，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实现的新路径、新模式。20世纪80至90年代，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实践上不断探索、理论上不断深化，先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主张。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进一步概括。“有中国特色”简化为“中国特色”，一个“有”字的去除，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在体制机制上不断完善，走向定型；而且进一步进行理论梳理和概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继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主张、新概括。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梳理40年来伴随改革实践不断深化的理论探索，我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是中国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宝贵探索。可以预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其理论价值。

（作者为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

新时代的新期盼

叶小文

我在共和国怀抱里长大，比共和国的年龄小一岁，改革开放对我影响巨大。

当过农民。在中国，人多不过农民、艰难不过农民。当过农民，了解了中国最基层的情况，才明白农民一分钱掰两半、一滴汗摔八瓣的艰辛，才炼就了咬着牙扛、豁出命干的坚韧。正是得益于那番磨砺，才能时时随遇而安，事事尽心尽力，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都好好干。

嗜好读书。上一年大学，就考上研究生。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说，社会科学研究要加强，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也要恢复。但当时社会学已停顿30年，后继乏人。于是由费孝通主持，把世界几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请到北京，每省选一名学员，集中培训。我是贵州的人选。经过40天高密度填鸭式培训、如饥似渴地吸纳汲取，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决心对中国社会学的历程、为什么要复兴社会学进行理论反思，写了长篇论文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半年过去，音讯全无。看着我老往传达室跑、翘首以盼的样子，同事们忍俊不禁：你还想在那里登文章？一年后，文章发表在198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题为《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哎呀，那种喜出望外的心情，有点像“范进中举”。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出7篇青年优秀论文，此篇忝列其中。

喜欢弄笔。我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十四年余，尽管成天忙于事务，还是笔耕不辍，“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写过若干文章，出了十几本书。仅2017年在《贵州日报》“小文漫谈”专栏上发表的文章，就有五十余篇。有好友替我这个“好写好讲”、心直口快、有那么一点让人感到不够沉稳的“多动症”担心：“当了官还写，图个啥？”其实，学以致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当官”干工作，大有助益。白天走干讲：白天光阴似金，最宜多走多干多讲。晚上读写想：夜晚沉寂幽静，更适合勤读勤写勤想。坚持走干讲，才能读得透、写得深、想得远。不懈读写想，才能走得实、干得好、讲得准。

热爱音乐。年轻时也当过文艺兵，后来几十年无缘碰琴弦，61岁才开始重拾旧艺。现任“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团长兼大提琴首席，率乐团到近百所高校，演绎“音乐点亮人生”。在杭州、宁波、厦门等地举办了“大提琴浪漫之夜”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成都和深圳图书馆举办音乐讲座。我体会，音乐可以使人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生活更有情趣，思维更有创意，学习更有实效，工作更有效率，领导更有艺术，人生更加丰厚。

当然是忙，但忙得充实和快乐。享受工作，一心一意，忙并快乐着；享受生活，一茶一书，闲并快乐着；享受天伦，一生一爱，爱并快乐着；享受音乐，一琴一韵，唱并快乐着。

作为在共和国怀抱里磨炼、成长的一员，个人的那点欢乐，归根到底，当然是来自共和国伟业蓬勃发展、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大欢乐。如此，就如青年马克思说过的，“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携手新时代，贯彻新理念，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29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这艘巨轮上，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掌舵领航，有中国改革发展的浩荡东风，有全国各族人民扬帆划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一定能够抵达光辉的彼岸！”

这艘巨轮上聚合的磅礴之力中，也有一份我的力。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是我的梦。“抵达光辉的彼岸”，是共和国中的每一员、当然也包括我的新期盼。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改革要有“三种境界”

李君如

改革开放40年来，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作为党培养的理论工作者，我经历了改革开放重大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各个阶段。回顾走过的路，我们踩着党的理论创新的鼓点，一步一个脚印，与时俱进，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关头的考验。

40年理论生涯，当年的“小李”已经成为今天的“老李”，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我深深体会到，在理论探索中，“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能不能认识，敢不敢应对，是不是适应，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政党来说，都需要一种比较高的境界。”

什么叫做“比较高的境界”？根据我的体会，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顺应改革大潮，研究改革问题，要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到中流击水”，敢于触及现实的疑难问题；第二种境界是“胜似闲庭信步”，能够在风吹浪打中冷静思考和理性回答面临的复杂问题；第三种境界是“她在丛中笑”，取得再大的成果也不夸夸其谈，更不揽功邀名。我的这一“感慨”，来自切身体会，已经写在去年出版的拙著《时代大潮和中国共产党》中。

理论逻辑从来都是实践逻辑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改革大潮还在滚滚向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实践问题，还是理论问题，越来越深刻。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到中流击水”，形成适合时代潮流的新理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以顺应、把握和引领时代潮流。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改革开放是新时代活力之源

李忠杰

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目标要有新发展，新征程要有新作为。气象由何而新？发展由何推动？作为重在何处？集中到根本之处，仍在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传统的旧体制，经济上缺乏活力，政治上过分集中，分配上吃大锅饭，管理上缺乏效率，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活力，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党和人民一致认定“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邓小平说：“改革就是搞活”，就是要“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40年来我们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搞活”；更形象的一个词，就是“松绑”。

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举措归结起来，就是要形成一种良好的机制，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鼓励人们创造、创业、创新，增强社会的动力和活力。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层次变化，就是增强了中国的活力。当代中国的所有进步，一定意义上都是由这个“活”字带来的。

当然，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也可以清醒地看到，活，不是绝对的。在活的同时，也容易乱，可能偏。所以，在放活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管理。放活和管严，是辩证的统一。放活不能忘了管严，管严不能忘了放活。但多年来，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怪圈，就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个怪圈导致了很多无谓的折腾和消极的影响。

其实，无论“死”还是“乱”，根本问题都出在体制上。如果没有一套规范、缜密、稳定的，特别是用现代法治保障的制度体制，“死”和“乱”都难以避免。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因此，保障活力和秩序的基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所列基本方略的第三条，就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新时代的活力之源。进入新时代，中国需要有更强劲的动力，更充盈的活力，更完善的秩序，更有效的平衡。因而，也就更需要有不断深化的改革、不断拓展的开放。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王学典

遥想40年前，1978年3月18日到31日，中国开了一个著名的大会：全国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有一个讲话，题目是《科学的春天》。4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郭先生的演讲。郭先生这个演讲之后，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掀起了一个求知或学科学的热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科学毫无疑问和技术发展有关，和近代化的事业有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有关，和现代化有关。科学也实现了这一点。经过近40年的高速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性目标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近40年的高速发展，“仓廪实”、“衣食足”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便是“知礼节”“知荣辱”。无论是“知礼节”还是“知荣辱”，它所关乎的是价值观的重建，而价值观的基础就是人文，是文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反映的就是部分国民人文精神的贫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