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因吸烟带来经济损失已大于财政收入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小磊 实习生 李翌

汤捷，广东省控烟协会秘书长、广东省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 昨晚，汤捷在广州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对话从个人的吸烟问题开始。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汤捷有吸烟史，但已经戒了，记者问：“戒烟难么？”回答是：“难！但是再难也能戒掉。”

一直在劝别人戒烟、呼吁社会控烟禁烟的汤捷，如何看待对这项工作？

“烟草行业带来大额税收，我国烟草行业政商合一的体制更令控烟、戒烟形同割肉。但是这块肉已经腐烂，吸烟带来的经济损失已经大于财政收入了。控烟，首先要控制黑肺的GDP。”

观念难改

在很多国家，敬烟是一种侮辱，是很不礼貌的。但观念上的彻底改变需要过程。同时，被动吸烟者的维权意识也很淡薄。

羊城晚报：在中国人的习惯中，敬烟是一种“礼貌”，喜事丧事常有敬烟。这是种什么习惯？

汤捷：中国人送礼、聚会、酒宴，都离不开烟。这也说明大家对于吸烟有害健康的认识还不够，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所有人知道吸烟等于慢性自杀，送烟等于送危害。在很多国家，敬烟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是很不礼貌的。但观念上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被动吸烟者的维权意识也很淡薄。

羊城晚报：吸烟的危害有多大？

汤捷：其实被动吸烟者所吸入的有害物质浓度并不比吸烟者低，吸烟者吐出的冷烟雾中，烟焦油含量比吸烟者吸入的热烟雾中的多1倍，苯并芘多2倍，一氧化碳多4倍。室内吸2支烟的污染比室外高20倍，同一个吸烟者共同生活患癌症机会增加1.4倍，同2个吸烟者共同生活患癌症机会增加2.3倍。

调查证实，吸烟致癌患者中的50％以上是被动吸烟者。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丈夫吸烟，妻子的肺癌患病率为丈夫不吸烟的1．6-3．4倍。孕妇被动吸烟可影响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有调查发现，丈夫每天吸烟10支以上，其子女产前死亡率增加65％；吸烟越多，死亡率越高。吸烟家庭儿童患呼吸道疾病的比不吸烟家庭为多。研究也证实，吸入一支烟的尼古丁平均为0.46mg，而散到被动吸烟者周围的为2.35mg。因此，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他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不要吸烟。

羊城晚报：在公共场合，为何很少有人去制止别人吸烟？

汤捷：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被动吸烟危害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中国人爱面子，也不好意思进行健康维权。没有意识，也不好意思，维权意识太差，很少见到有人劝止旁人吸烟的现象，助长了吸烟习气。

投入不足

广东一年的控烟经费是10万元。这只是烟草业税收的九牛一毛。去年全国有约5000亿元的烟草税收，但控烟投入才500万元。

羊城晚报：在控烟方面广东做了哪些工作？

汤捷：在全国范围内，广东控烟工作还算不错。比如开展创建无烟草城市工作，目前共有11个无烟草广告城市，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围绕青少年组织开展的教育宣传活动已辐射十多所高校、几十所中小学，共十多万人参与。还包括创建无烟医院，广州已有6家无烟医院，今年又有10家正在创建。

羊城晚报：这些工作效果如何？

汤捷：坦诚地说，效果不明显。近几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广东吸烟人群仍呈上升趋势。男、女性吸烟率分别从2002年的52.7%和1.5%，上升到2006年的54.6%和3.4%。被动吸烟的比率也从43.0%上升到71%。女性和青少年吸烟者越来越多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目前的控烟形势非常严峻。

羊城晚报：为什么效果不明显？

汤捷：力度还不够。很多工作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尤其是经费不足，很多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虽然按照国家健康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健康教育经费应当占卫生经费的5%，但实际上，广东健康教育经费现在才占到百分之一点几。

羊城晚报：广东省每年投入到控烟的经费是多少？

汤捷：我们一年的控烟经费是10万元。这只是烟草业税收的九牛一毛。广东省2003年至2008年烟草商业系统累计实现税利628.48亿元，尤其是2003年广东烟草实行工商管理体制分开后，至2008年底全省卷烟年销量超过317万箱、年税利突破185亿元（均不含深圳）。

就全国来说，去年有约5000亿元的烟草税收，但投入到控烟工作的资金也才500万元。

体制瓶颈

烟草产业贡献的税收占全国GDP的10%左右，让政府严格控烟，无异于割肉。政商合一的监管体制下，关注的中心只能是烟草消费额和相关税收的增加。

羊城晚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出的要求，自2011年1月起，中国内地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烟，能实现么？

汤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性几乎为零。前不久，卫生部官员称“明年我国室内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这条新闻是媒体误读，并称“卫生部只能管医院，要求全国医疗机构明年室内全面禁烟”。这其实是一种尴尬。禁烟控烟还涉及到工商、教育、财政等多个部门。但现在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比如对违规吸烟者如何处罚，谁来处罚。

羊城晚报：吸烟有害健康正在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为什么控烟这么难？

汤捷：烟草在中国属于专营，烟草种植、生产、销售均由烟草专卖局控制，该机构是依照政府指令、职能分工而行使职权，鉴于烟草在财政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至今在观念和政策上，烟草的经济作用与控烟利害之间尚处于难以抉择的状态。烟草产业贡献的税收占全国GDP的10%左右，让政府严格控烟，无异于割肉。政商合一的监管体制也决定了各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厂商最大的任务就是发展烟草工业，它们所关注的中心只能是烟草消费额和相关税收的增加。

羊城晚报：应该怎样看待烟草行业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汤捷：在一个以内需消费为主的市场上，越是强大的烟草工业越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损害。其结果是：烟草工业获得的巨额财富，最后要转变为个人和政府巨额的医疗支出。事实上，我国因吸烟带来的经济损失已经大于财政收入了。

羊城晚报：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汤捷：吸烟会致癌，是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也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的主要诱因之一。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00万人，全球最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曾经发布的《中国吸烟成本估算》显示，2005年，我们吸烟导致的疾病和直接成本是1665.60亿元，吸烟导致的间接成本包括误工损失、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等，是861.11亿元至1205.01亿元，加在一起，因抽烟造成的成本高达2526亿元。而根据全国烟草专卖局网站提供的数据，2005年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才2400亿元。

用烟草带动GDP的增长，是在拿公民的健康做抵押，得不偿失。

评论：上瘾的是税收，不是尼古丁

要GDP还是要健康？这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可现实中它偏偏是个大问题。

目前，全球烟民的三分之一在中国，约有3.5亿人，每年消费1.6万亿支香烟。庞大的烟民队伍每年为烟草产业带来数千亿元的税收和数千万个就业岗位。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时，取舍之间表现出的犹豫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在现阶段，归因于烟草的死亡率为12%，和2000年烟草所创利税1050亿元相比，其中46.3%都转化成了医疗费用。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许多先进和高端的产业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已远远超出了烟草。

另一方面，烟草对死亡和疾病的作用已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但是，烟草加剧贫困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有限的家庭资源被消耗在香烟而不是花在食物和其他必需开支，如教育和营养上。上海一个区的调查显示，有烟民报告其家庭收入的17%花在吸烟上。

没有证据表明吸烟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但它的危害却并不逊于前者。我们已经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和环保压力，淘汰落后产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但却没有足够意识到烟草这种夕阳产业即将带来的沉重包袱。我国已经于2003年11月30日正式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签约以来，烟草生产量和消费量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增加了约20%。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政府的控烟意识缺位，其次是立法进程缓慢。

早在2003年，广东省就通过了《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禁止在多种公共场所吸烟，违者由卫生部门处一百元以下罚款。但7年来却没有一例受罚案例。今年4月30日，《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审议通过。这部被认为史上最严厉、最彻底的“禁烟令”也难令人乐观，因为规定的执法部门是爱卫办，但爱卫办是一个协调机构，没有执法权力。

控烟是一项长期的、造福后代的工程。到底是扬汤止沸、流于形式，还是釜底抽薪，忍痛割爱，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林桂炎、苏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