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全民监督是对政府和官员一种保护

喻国明

喻国明昨接受本报采访谈热点问题：

“全民监督”是对政府和官员的一种保护

喻国明

男，1957年9月生于上海。1989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已出版学术著作15部，发表学术论文及调研报告300余篇。被国内传媒界誉为“媒介军师” 。

前日23时，备受媒体关注、被国内传媒界誉为“媒介军师”的喻国明教授走出了巫家坝机场，在第一站短暂地停留后，明天，喻教授将在曲靖市就政府部门如何应对“舆情”进行首次讲座。据悉，他将在云南进行为期3天的演讲。昨天，本报记者就政府应该如何看待“全民监督”，以及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否完善的相关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谈“全民监督”

对权力更好使用的一种约束

新报：目前，微博技术让许多网友能够直接参与重大新闻事件互动。政府应如何应对这种无所不在的“全民监督”？

喻国明：过去的政府和群众掌握信息的格局呈金字塔状，信息完全不对等，政府有着完全的优势。信息的不对称，致使管理者有着全部的优势，避免了被监督。如今舆论渠道多元化，政府和群众享有信息的格局就像体育场，政府部门位于体育场的中间，而群众则在体育场的周围，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此，面对信息多元化，在网络博客、各种电子产品发达的今天，作为政府部门必须要面对这种“全民监督”，而且要适应这样的压力。在更多群众的多角度监督下，官员才能有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在有危机感的同时，对政府和官员本身也是一种“保护”。以前，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官员们无论是不当地使用权力，或是违规操作，都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在这种监督模式下，他们就会在行为上自律，是对权力更好地使用的一种约束。对于政府而言，不应该惧怕被监督，应该看到多角度监督以后带来的正面效应，这种监督的力度往往仅靠相关制度约束是无法实现的。

谈新闻发言人

要多花力气让他们“专业些”

新报：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应对媒体采访讲套话被网民“人肉”，其托词为他本来是技术人员，不是新闻发言人。目前，几乎每个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换句话说，这是否是一种“内部舆论统治”？这种制度存在弊端吗？

喻国明：新闻发言人的形成，从政府部门的初衷来说，公布信息，及时有效地与大众分享信息，在面对媒介的时候，需要新闻发言人有针对性回答，更加专业。可目前的新闻发言人往往走了样，成了某些官员互相推诿、推卸责任的工具。在事情发生后，作为相关的负责人，在职责范围内，他是有责任或者说是有义务将他掌握的信息与公众进行分享的，如广东省进行的四小时黄金时间，对突发性事件进行及时应对。而有些政府部门却将新闻发言人推向了最前端，一切问题都问新闻发言人，他们怕说话，觉得说多了，就有了责任，实际上，这种责任不是不说就能推卸得掉的。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加健全的问责追究机制，无论是官员们进行披露或者被披露，都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另外，新闻发言人之所以会走到畸形路线，实际上与新闻发言人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他们往往不是能够参与重大事件决策的人，或者并不是核心人物，因此，对事情的始末了解得并不全面，因此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往往无法更有弹性，而新闻需要的两大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及时和有效，新闻发言人如果连基本情况都掌握不全，就来应对媒体的采访，就会出现：正在调查之中，目前还不清楚，甚至无可奉告的说词。实际上，这就违背了他作为新闻发言人的初衷。只有从信息源上全面把握基本要素，才能在应对媒体的时候自如，才能摸到媒体所需要的底牌和灵魂到底是什么。如何解决新闻发言人“不专业”的问题，还需要政府在选择新闻发言人和实际操作上多花力气，一个真正想将信息和受众分享的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好的新闻发言人，使得自己的职能与行政手段、意图等被公众了解，赢得公众的信任，而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实际上把自己包在铁桶里，永远与群众隔着一层。

分享灾难信息 可减小政府压力

新报：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前段时间遭遇特大水灾，曲靖市委宣传部部长何华以个人微博及宣传部官方微博的形式，及时地图文直播马龙水灾与救灾情况。您如何看待这次曲靖市宣传部门在水灾中的表现？

喻国明：随着社会的变革，面对灾难，不是某个政府部门单方面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需要社会多层面进行配合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媒体，主动地发布相关的消息，只有了解到了事件的真实情况，社会各界才能被动员起来，在各种危机发生的时候，才能及时地协同，更好地应对。曲靖市马龙县水灾发生后，作为宣传部门的这一举动，确实是一种正确引导舆论的思维转变，也是政府的一大进步。通过他们这种主动应对模式，激发社会的广泛参与，因为，当重大突发事件和灾难发生时，已经不是由几个人来决策，遇到这样的情况，采取隐瞒信息等手段的政府已经过时了，是在给自身增加压力，与群众分享信息，才能更好地达成协同，有更多的人进行分担，作为政府自身，核心管理层的压力也必然会减小。

谈新闻通稿

用“无可奉告” 可以理解

新报：前天，昆明市民康志军到昆明市社保局，用仿真枪、匕首致伤社保工作人员。昆明公安及时发布了新闻通稿，但对公众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但相关部门接受采访时，都使用类似于“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无可奉告”的字眼来应付。您对此怎么看？

喻国明：其实，作为公权力单位，在发生突发事件之后，有了很快的反应，是好的表现。事情发生后，我也通过媒介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对事件做出很及时有效的解释后，广大受众更加关心的可能是事件产生背后的各种机制问题，如为何康志军反映多年的社保问题无人解决，社会上到底还有多少单位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在社会的机制体制上，哪些地方需要完善等等。而且事情发生后，云南的几家媒体也确实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采访和报道。作为公权力机关的公安机关，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是有选择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没必要公开的权力的。在这种前提下，公安机关的类似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