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必然对守成大国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中国在总结60多年大国外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希望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刘洪（特约主持人 新华社《环球》副总编辑）：大家好，我是刘洪。这里是国家行政学院和新华网联合策划的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令世界瞩目。中国外交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提出这样的大国相处理念？“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可能被避免吗？本期探讨的主题是“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请来了资深外交官、中国中东问题前特使吴思科，资深外交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苏格。欢迎两位的到来！

【嘉宾介绍】

吴思科，1946年生，安徽人，高级资深外交官，中国知名外交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处长、副司长、司长。2000年至2007年先后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2009年3月起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是十一届政协全国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苏格，1952年生，陕西人，资深外交官，外交政研界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外交学院。2003年至2006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2006年至2009年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2009年至2013年任中国驻冰岛大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其心血之作《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好评如潮，连续四次印刷，一时洛阳纸贵。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二期：《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嘉宾由左到右依次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苏格、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吴思科和特约主持人刘洪。新华网发

刘洪：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谈到大国关系，往往就会提到“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就从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说起。这个陷阱给世界怎样的启示？

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修昔底德是一个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有一部非常知名的著作，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战争史谈到的是，公元前400多年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希腊等地方，一些城邦国家之间征战的历史。它所揭示的主要是一个案例。当时有两个城邦，一个是雅典，另一个是斯巴达。迅速崛起的雅典是后起之秀，这引发了原有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恐惧和警惕，老大感觉到老二要取而代之。最终它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凡是新兴的大国要挑战原有大国的话，战争就不可避免。

为何谈到“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经常把这个概念和中美关系联系起来？这得从哈佛大学阿里森教授谈起。大概在201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中美之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会不会形成新的冲突。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是比较耀眼的一颗明星，正如中国古语所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阿里森教授在文章中想说的是，中国以后会不会挑战美国、伤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霸权，会怎样针对中国的崛起？所以，他就把中美之间未来会不会出现冲突，用历史上伯罗奔尼撒中间的一些历史典故来形容。所以，他就说这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看中美能不能跨过去。

刘洪：正如苏院长所说，“修昔底德陷阱”说的就是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之间的关系。历史的经验弥足珍贵，苏院长，他们跨过了“修昔底德陷阱”吗？

苏格：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历史上所谓的新兴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情况，大概有15次。在近现代史上，有4次是相对和平的，有11次是通过战争。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本来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在中国的崛起当中，能不能避免我们过早地被强国瞄准器的光环锁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刘洪：吴大使，您看中国有智慧跨过“修昔底德陷阱”吗？

吴思科（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夕，当时曾经有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提出进入新时期人类面临众多的挑战和问题，怎样解决。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需要运用中国两千年之前的智慧，用儒家智慧来解决这种问题，也就是“和”。大家意识到，新的时代不能让“零和游戏”去主导了，这是很危险的。

刘洪：就是我们中国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文化不同崛起的路径不同？

吴思科：对，中华文明讲究的一种 “和”、“共”，是合作共赢的思维，这是中国的文明。我们信奉的不是“零和”和“赢者通吃”。“赢者通吃”意味着你赢了、你通吃。于是，被征服者肯定是不服气的，等他强大了，又会进行报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世界就没完没了。

这是中国的文化底蕴和政策。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提出了一些引领国际秩序的重要主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的身体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的脑子也得进入新的时代。不能还用“零和”游戏的老思维，害人又害己。

刘洪：中国现在崛起的大环境怎么样？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战略机遇期，有的说现在是挑战严峻。

苏格：谈到中国现在的崛起，我觉得像习主席所讲的，中国现在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一个“前所未有”是，以前中国在整个世界舞台中靠得比较远一点、比较偏一点、在旁边一点。而现在的一个提法就是说“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

第二个“前所未有”就是，习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华民族现在面临一个怎样的时刻？就是要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时刻。我们现在离实现中华民族腾飞、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蓝图就差一步之遥了，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个目标了。

刘洪：我们的确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一目标，但我们面临的国际局势也越来越复杂。

苏格：在整个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崛起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如何把握航向，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现在冷战思维不改的人还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迎接挑战，这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

刘洪：的确如此！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思维还留在20世纪，经常看到一些政客经常发表一些出言不逊或者有违国际常识的表态。吴大使，您看这些言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思科：它的影响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如果过去那时候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打起来后，一个替代一个了，可能就是相对局部的战争。

刘洪：现在打起来就是世界战争。

吴思科：的确是，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世界性灾难，毁灭人类的灾难。我们经常讲用“中国智慧”对国际秩序进行治理，怎么样让国际秩序更完善、更均衡，更能代表各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这确实是需要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实的政策主张一脉相承，是一致的。

刘洪：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不以战争来解决，而是以合作、共赢的方式？

苏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恐怕要完全回答好，那得一两本专著才行。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历史有时候也是很无情的，有的国家成功崛起，有的国家功败垂成。在一个大国崛起当中首要的还是它的内因起作用，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包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另外还有科技进步等等，是一个综合工程，这是最重要的内因。

另外，还有一个接纳它的国际环境，我觉得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关头。当然，大国崛起一种是靠武力崛起，一种靠着和平崛起，中国走的一定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亚太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我想如果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的后代要看到中国崛起的历程，一样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刘洪：那我们就是躬逢其盛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刚才，吴大使所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中国的一种贡献，中国智慧当然也反映在习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为了避免中美战略误判，增强两国互信。这个大国关系主要是14个字，刚才吴大使已经解读了，为什么要“不冲突、不对抗”，还有几个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很多人评论说，看上去是14个字，但实际上内涵非常丰富，为什么要把“不冲突、不对抗”放在前面，而把“相互尊重”放在第二的位置呢？

苏格：习主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我觉得他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审时度势、言简意赅，同时又脚踏实地，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要面向21世纪，内涵又是非常切要，非常基础的。比如双方不冲突、不对抗，我不与你为敌，我希望你也不以我为敌。

第二点还是要相互尊重，虽然我们现在有制度上、结构上的一些矛盾，但是我们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

第三点就是还得合作共赢，中美之间有贸易的往来，有相互投资的需要，还有在重大国际事务、地区事务中的合作，比如朝核问题当时六方会谈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能行吗？吴大使是中东问题专家，在伊朗核问题当中，应该说中美两国合作是给世界做出贡献的；气候变化中美两国加起来占世界排放量的29%，这两家如果不合作，全球变暖指数，2030年的指数就无从谈起。所以习主席讲的是代表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太平洋很广阔，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太平洋这一地区中和睦相处。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二期：《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图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苏格。新华网发

刘洪：苏院长的三条分析非常到位。太平洋很广阔，但美国人是什么想法呢？

苏格：顺便跟大家说一个笑话，也是真实的，美国一些学者思维定式已根深蒂固了，他听到这个以后反而觉得不太舒服，为什么呢？他觉得美国我是老大，这个话应该我来说，美国我是老大，太平洋地区很宽广，欢迎中国进来，怎么中国说起让美国来了。就好像我到你家去，我反而说请坐请坐，他反而觉得不舒服。还有中国领导人在博鳌论坛讲了“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对参加会的人讲的，反而美国有一些智库的战略学家找到我们说你们讲的“远亲不如近邻”，远亲指的谁？我们难道真的不如近邻吗？所以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标签，一定要贴在那里，你如果有什么建议也可以提，大家共同来推进。

刘洪：怎么样看美国这种比较微妙的态度？吴大使，您怎么看？

吴思科：这就是刚才苏院长讲的，一些人的这种理念，这个世界是我说了算的，不能让别人来跟我分享。比如我们讲的伙伴关系，你怎么能跟我是伙伴，我要引领这个世界，他是这种心态和思维。

所以我们在领会我们的外交思想和主张时，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有主张，但是如果没有实力，没有自己把事情做好，你的主张确实是苍白很难有力量的。我们在提出各种主张的时候，我们的脚跟要扎实站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刘洪：是的，没有强大实力作为后盾的主张是苍白无力的。2016年，世界上出现了很多“黑天鹅”事件，很多舆论都说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进入了不确定的时代。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确实中美关系也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因为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表态可以说有的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新形势下，中美该如何相处？

苏格：2016年，确实世界上飞出很多“黑天鹅”，“黑天鹅”一个接一个，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鹅湖一样。

我是觉得，2016年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特朗普的当选，因为他的当选实际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应了一句古语叫“持之愈久，其发必速”。因为全球化如果简单说经过两个阶段的话，在原始积累那个阶段，实际上还是占有殖民地，宗主国拥有产品和生产能力，产品输向全世界；等到资本流动的这个阶段，包括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资本流动阶段，工厂可以设在世界各地，所攫取的大量的资产流回来之后，成就了一大批金融寡头。社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两极分化，在历史上可能都没有现在这么严峻，有人说0.01%的美国人占据的财富可能就超过了99%的人了，所以民怨积蓄之后就出现了所谓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反建制等等。

刘洪：尽管如此，我相信中美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议题吧？

苏格：中美关系我们还是有很多重要的议题。比如说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额约5580亿美元，与欧洲的总和差不多，而且可能只大不小，因为中美之间有很多贸易的往来，用一句古诗说是“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比如双汇火腿肠这家公司在香港注册了，它把美国最大的食品企业购买了。你现在说这是一家中资企业、港资企业、陆资企业还是美国企业呢？所以它是交织一起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生产工厂，我们生产的iPad电脑又是中美合资，中间的处理器、最核心的小发动机部分是美国占有领先的科技，整个部件可能是韩国的，外面的铁皮壳可能是澳大利亚的矿石，由韩国生产的。所以说，全世界形成一个总体，大家需要讲合作共赢，这样对大家都有利。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蛋糕做大，而不是一家独霸。现在一家想独霸也独霸不了，有人说给中国要征多高的税，我们希望他只是一个选举语言，因为听众是美国听众。现在还是需要两手准备，一个是我们需要和美国发展和平合作共赢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防范，防范的就是我们不是刻意要挑事，但最终我们希望有一些人不干你的事，你不要太挑。

刘洪：中美建交不到40年，这个过程中风风雨雨，这个当中有过一些合作，也有一些冲突，还有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事实上在同一条船上面的合作。我们就大胆预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像中美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比如进入某种低谷，像以前我们也发生过撞机事件等突发事件，会不会又发生类似的事件呢？

吴思科：中美建交几十年来，走过风风雨雨，但总体上大家都看到和则两利，斗，特别是要斗破的话，就是两败俱伤，这一点上大家是看得清楚的。所以尽管在风风雨雨、磕磕碰碰中，但中美关系总体是向前发展的。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不是只有利于哪一方的。

面对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们得有两手准备，第一个是要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要努力向前，通过坚定不移的定力，我们外交上也讲定力，坚定不移地往前推。包括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要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这是肯定的。但同时我觉得也是确实需要做另一手准备，就是应对一些人草率地置国家或者世界利益于不顾，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而是“任性”而为。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二期：《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图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吴思科。新华网发

刘洪：就是说也有可能出现某种“任性”行为，必须要做好准备？

吴思科：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准备的话就会吃亏，而且难以维持大的局面，只有做了充分的准备才可能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这种准备，包括前面我也讲到的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做扎实，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管是风吹浪打，我们要稳坐钓鱼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苏格：我还想提醒一句，选举归选举，如果一旦执政之后，当政者政治家需要有胆识和担当，把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推进21世纪的中期和后半期，这是一个重大的命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当政者，在做出什么决定前一定要三思而行。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不能告诉美国政府、美国总统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想提醒的是即使从美国最大的核心利益出发，美国经常把自己的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即使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衡量，维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应该是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

我非常同意吴大使讲的我们要有战略定位，方向明确、海图清晰，但是前途一定有明礁、暗礁、险滩，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角落里有些人会以长拳对我，我们泰然处之，以太极应对。

刘洪：其实大国关系也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国，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互动可能在国际领袖中是最多的，两国关系迎来了一个最好时期。这为国与国之间相处，起到了怎样的示范作用？

吴思科：确实，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当今国际大格局下是很有代表性的，回顾一下中国同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确实有最热过也有最冷过，过去50年代的结盟到60年代的热战。大家总结了这些情况后，觉得两种状况都不是最理想的，最好的还是建立一种“结伴不结盟”的关系，对大国关系来说更好。因为这个“结伴不结盟”不是针对第三方的。所以双方的合作就有更广阔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双方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东西得出的结论。

因此，现在新时期习近平主席提出“结伴不结盟”，作为外交总政策中的非常重要的理念，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可以是伙伴，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网，所以十八大以来这几年大概有80多个国家和组织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伙伴关系。这样就使我们首先同周边邻国再扩大到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这种网络不断建立，把大家的利益能够更多地联在一起，更好地进行沟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时期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智慧。

刘洪：苏院长您觉得呢？

苏格：谈到中、美、俄这个三角关系，我们经常想起来的就是中国一个历史名著《三国演义》，吴大使讲的我完全同意，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我们还是要避免发展双边关系针对第三方，我们是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双边关系是结伴不结盟，现在经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好像专指中美关系一样，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不限于中美关系。中美有着重要的国家利益的融汇之处，经贸是压舱物，大船的压舱物。中俄关系同样，也建立了中俄两国关系密不可分的互相弥补的大国关系，国家利益的融汇。

另外还有国际格局的原因，中俄最近这几年我观察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两个国家能走得更近一些呢？我觉得与美国方面的战略调整不无关系。你看美国最近五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他审视的威胁来自何方呢？经常谈到的是俄罗斯、中国，另外会谈到伊朗、朝鲜等等，在他们这些战略家眼里，会把俄罗斯和中国天然推到一起，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从客观上也使得我们两家走得比较近一点，但最根本的是我们两家可以抱团取暖。

但我想指出的是最近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评论，因为我们是在智库工作，我们就特别关注谋士们在想什么。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改善之后，有没有可能把它作为对中国的一张牌？基辛格先生不愧为一位战略大师，他就想到俄美关系的改善，也不以中美关系的恶化为条件。我觉得，国际关系中向前推进大国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希望三国关系都能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这样才对世界总体的和平发展带来利好的消息。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二期：《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图为特约主持人刘洪。新华网发

刘洪：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欧洲，欧洲似乎处于动荡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欧洲有好几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很有意思，中国和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有一种变化和起伏在里面，我们回头看过去五年十年的关系，有时候好像中英关系处于巅峰状态，现在中德关系渐入佳境，有时候中法关系又克服了原来的障碍，苏院长您怎么看待这种起伏的状态？

苏格：我们今天聚焦的主要是中国外交中的大国关系，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中我们平常说的四大领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外交要做大国外交、周边外交，要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同时还要做好多边外交。这个讲的就是在中国整个大国外交当中的欧洲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吴思科：不管怎么说，欧洲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一条是符合实际的，我们看重它，更要发展同他们的关系。对于他们所做的有利于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我们是积极支持的。

苏格：但是我觉得发展中欧关系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要看到欧洲有这么几点，第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它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经济概念。它也分老的传统的欧洲，老的欧盟的成员、老的北约成员，新加入欧盟的新成员，还有游离在欧元区、欧盟这个大家庭之外的一些小的国家。

我有幸在美国、欧洲工作过，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作过，我感觉对欧工作与对美外交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刚才谈到对美国我们经常谈到的是增强战略互信，防止战略误判，切实管控分歧，因为中美关系当中弄不好有些问题就会形成大的掣肘。

刘洪：两位都强调了中欧关系的重要性。苏院长，如何来看待欧洲的不确定性呢？

苏格：我想说同欧洲发展关系，要看到欧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也是贫富不均，它又有原有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各自都有优势。我们发展的时候就要有各自不同的施政的方针，有双方国家利益的融汇之处；中国和欧盟之间有利益，但是欧盟之间又是这么多地方组成的。比如中国和德国之间，你会看到德国的“4.0”和中国工业的结合，法国你看到中法之间文化又是占据很大的领域，英国除了咱们之间的经贸方面的往来，又有金融合作。因为和英国之间，伦敦城这一家人民币离岸交易的56%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

但是，现在看到欧洲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变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会不会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就是有人推算说“英国脱欧”是一个大“黑天鹅”，如果说法国后面再出现，或者意大利出现一些民粹主义，出现一些反建制和反全球化的政党主政之后，也推动他们国家的脱欧的话，那么对欧元区的影响，对欧盟的影响绝不会小于这一只黑天鹅。

另外，传统欧洲都是世界很多地方人民向往的地方，但这几年恐怖主义袭击，难民威胁，还有国内政局不稳等等都冲击着欧洲广大民众的底线，所以法国还有德国都有一些强烈的对移民的排斥情绪，所以，欧洲怎么走，我们都在观察，但是大局来说欧洲不会马上出现分崩离析的状况。

吴思科：我自己比较长时间在中东地区工作，那个地方是欧洲的近邻，历史上那里也是欧洲的殖民地。欧洲人现在也要面临新的反思，不要老有自己的优越感，好像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最好的。

时代在变化，他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变化一点，不能再用宗主国式的思维看待中东地区，要有一定的尊重，能够对这些国家在新的时期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的愿望做出努力，应予以宽容和理解，而不是说向他们兜售在西方看来对他们合适的那种民主制度和普世的价值，带来的结果是加剧那里的动乱。当然，动乱首先有中东自己内部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合时宜的干预、自以为是的塑造加剧了这个东西，从动乱导致战乱，导致大量的难民潮，最后自食苦果，造成这种情况，他们也该反思一下，不要再那么过于自以为是了，也得想一想这个世界确实要有一些新的思考和新的理念，不要觉得自己那一套就是最好的。

刘洪：吴大使的意思是欧洲需要反躬自省。苏院长，欧洲之于世界而言，您怎么看？

苏格：欧洲对世界的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在世界整个格局当中是举足轻重的一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着眼点是什么呢？一头是欧洲，欧洲是世界的城市、世界的花园，世界某种繁荣的象征，但是国际进程当中，全球化也带来了“双刃剑”的效果，发展不平衡，靠水靠海的可能发展比较快，远离海洋的蓝色文明的中间地带，可能相对就比较落后。那么“一带一路”要做什么？就是一个哑铃状的态势，把发达的欧洲和在世界经济当中具有重大、重要活力的亚太地区真正连接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中亚地区成了一个哑铃的手柄状，把欧洲和亚太联系起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向前审视，中欧之间的友好有着良好的基础，也是势在必行的，也是代表着未来。

刘洪：欧洲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其实也使它加强与中国关系变成它内在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新的国际局势，欧洲也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也正在渐入佳境，包括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给中美关系未来指明了方向。非常感谢今天吴思科大使、苏格院长的分享，使我们对习近平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下期《周边外交：新方略 新气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