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留下不敢腐的震慑

2017年10月27日，微信公号“我们都是纪检人”推出了一篇文章《永远的老王》，开篇即是：“每个人都应该很好地回顾并铭记这个人——中纪委原书记王岐山。”这篇文章很快过了“10万+”，成为“刷屏爆款”。

点击量里，藏着民心。五年反腐，赢得民心。这场“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斗争，是百年大党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心，同时，也烙下了王岐山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强硬、他的铁腕、他的才华、他的性情、他的经验、他的思考，都是值得人们回味之处。

这五年，在王岐山站立的地方，历史的洪流撞上了冷峻的峭壁，腾起巨浪，淘尽黄沙，始见真金。他留下的一切，弥足珍贵。人民将深深铭记这段历史，一个政党百年生生不息的征途中也将记录这浓重的一笔。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十九大的会场上，当习近平总书记说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时，全场便报之以持久的掌声。我们知道：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已经翻开了。

以此，致敬中纪委老王，致敬我们亲历的反腐大时代。

5年时间，不长也不短，足够养成一种习惯，足够塑造一个时代。比如办公室里、地铁上、街道上，手机弹窗突然蹦出了一条消息，告诉你，在中国的某一个角落，又有一个官员因贪腐而接受组织调查，你的反应从起初的屡屡震惊，到后来的逐渐习以为常。

贪官落马由重大新闻变成常态新闻，仅此一点，就足以佐证十九大报告中的那句小结：“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亲手刻下的反腐里程碑

有人说，王岐山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却管住了这么多年管不住的党风。在今天，系统梳理老王露面是件有意思的事。他有过一段露面高频期，那是在2014年的前5个月——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召开了6场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央企、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的座谈会，出席了一个“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两次到山东调研，还参加了全国两会多个代表团的审议并谈及很多反腐观点……与反腐相关的公开露面共有20次之多。

老王的频繁露面与舆论的反腐期待相伴而生。就在那5个月里，《环球人物》记者和其他同行开始密集调查一个案子的线索——随着“神秘富商”周滨的故事传开，其父周永康涉嫌违纪的说法愈传愈炽。在其老家江苏无锡厚桥镇西前头村，《环球人物》记者发现，周氏父子权力的痕迹依旧存在——周家老宅是村中最显眼的所在，白墙灰瓦的院落外，居高临下的摄像头仍“虎视眈眈”。

在周家墓园外，虽然多年来络绎不绝前来祭扫的官商已绝迹，但他们叮嘱周家人“跟首长说一声，我们来过了”的殷切模样仍留在乡邻记忆中。墓碑上的名字则暗藏玄机：4座1995年前后立的旧碑上刻有周元根(周永康旧名)、王淑华夫妻俩的名字，2011年立的新碑上，王淑华的名字已被贾晓晔取代。这印证了当时传闻已久的说法：周永康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的女同学王淑华是其第一任妻子，在她车祸身亡后，周永康娶了小自己26岁的央视记者贾晓晔为妻。

周家乡邻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仕途已进入“快车道”的周永康曾请一个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做干部后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于是他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1995年前后，厚桥镇派人为周家扩坟，同年6月，立好了墓碑。

当记者带着周氏父子的涉案疑云回到北京时，王岐山的公开活动转而逐步减少。人们隐隐感觉到，看似回归平静的水面下，正在酝酿更大的波澜。最终，2014年7月29日17时59分，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反腐史铭记的时刻，一条官方通告打破了数日的平静：“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如今回想那一刻，堪称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靴子”终于落地，瞬间引发了媒体对周永康案报道的井喷。在那一个夜晚，中国媒体共同见证和记录了中国反腐进程的史诗性时刻，而王岐山，则是亲手刻下这一里程碑的人。

随着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个曾官至正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名字前多了许多新的定语：“中共历史上因腐败受审的最高官员”“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即将被起诉的最高官员”“本届领导层掀起反腐风暴以来落马的最大老虎”……

2014年8月，周永康落马后不到一个月，王岐山来到全国政协与委员们交流，有委员问：“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王岐山起先没有说话，于是有人追问：“是不是‘你懂的’？”王岐山笑了：“以后你就慢慢懂。”

郭正钢想得很美，但王岐山不同意

有些人似乎没有懂，郭正钢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4年。这年6月30日，与他父亲郭伯雄同级的同事——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随后，郭正钢落马的消息流传开来，但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1个月后，郭正钢出席活动的消息在《杭州日报》上刊发。2015年1月，他还佩戴少将军衔、以浙江省军区党委常委的身份露面，跻身“最年轻少将”的行列。

此时，周永康落马已有数月，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数量相比之前开始变少，少部分人开始传说“反腐到头了”甚至“反腐过头了”。就在此时，王岐山有一次关键性的露面，他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表情略显凝重”地说道：“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此后，媒体再次聚焦郭正钢。在浙江军区的任上，郭正钢行事“任性”，常行踪不定，就算开会也是念完稿子就走。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凭借他的关系，租地建商贸城，入主杭州四季青市场，用5年半时间卷走了15亿元人民币，只留下几栋烂尾楼。《环球人物》记者曾目睹上百名商户聚集在省军区大门外，高喊：“郭正钢还钱!”

满城风雨也不能让郭正钢忌惮。商户们告诉记者，郭正钢的朋友曾称“聚会时聊起中央反腐的事，郭正钢挺不以为意地说，反腐，搞一搞，意思意思就得了”。郭正钢想得很美，那时候和他一样想的人也不少，但中纪委老王绝不同意。

2015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郭正钢落马。这并不是结束。7月11日，王岐山“消失”在公众视野，他的“消失”常被看作“高官落马风暴”来临的前兆。这一次人们的期待并未落空。7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继苏荣、徐才厚、令计划之后，郭伯雄成为十八大后第四个落马的副国级高官。加上此前落马的正国级的周永康，在王岐山主政中纪委期间，落马的副国级以上官员数量至此已超过了十八大前30余年的数量(此前的4人是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2017年7月24日，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落马，将王岐山打落的副国级以上高官的数量定格到了6个。在王岐山手下，再无“刑不上常委”，再无“退休进入保险箱”，再无“盛会不打虎”，真正形成了不敢腐的雷霆威慑。

对“塌方式腐败”的清理仍未终结

老王执掌中纪委期间，《环球人物》记者跟着反腐的节奏跑了不少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去的频率很高，那就是山西。

早在2013年，媒体人罗昌平就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了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组织“西山会”——其出现不晚于2007年，成员主要是山西籍高官，还包括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他们至少三个月聚会一次，每次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而“西山会”的“执牛耳者”被罗昌平以“大内管家”代称。此文激起了人们对于山西政治生态的高度关注。

这年10月23日，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露面并强调，严肃认真开展好今年第二轮巡视，要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能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他特别指出，巡视纪律就是政治纪律，绝不允许跑风漏气。这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由此揭开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盖子，隐藏在“西山会”内外的人被逐一推上前台——时任吕梁市长丁雪峰，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级别上至省级下至县处级，地理上从各地市到省会，“倒下一个牵出一串”。2014年10月25日，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首次提出了“塌方式腐败”这一概念。

一连串的“塌方”又集中指向了一个线索。金道铭长期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和山西省不断爆出的贪腐大案多有牵涉；丁雪峰曾是令政策弟媳的校友，在吕梁时曾与聂春玉、杜善学共事；聂春玉、杜善学先后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从省委秘书长调任副省长时，聂春玉是其继任者；陈川平与令政策是山西平陆县的老乡，私交颇佳，后接替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沿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上，目标呼之欲出：令政策的三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曾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身居副国级。

曾在令计划早年工作单位平陆印刷厂工作过，后涉足山西官场的阎平(化名)以陈川平为例，向《环球人物》记者描述令计划的人事布局：2008年，46岁的陈川平在令家的帮助下升任副省级干部，随后继续安排平陆老乡进入官场，而这些老乡就成了“陈川平的人”。借由一个个陈川平式的角色，令计划的势力从北京的“西山会”一直延伸到山西各地，布置了一条条从省级到市县的权力链条，结成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络。

而这张似乎牢不可破的令氏家族权力网络，只在1年间，就被王岐山打破。

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罕见地用3个惊叹号表达从严治党的决心，而最后1个惊叹号是：“党中央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两个月后的12月22日，令计划应声落马，其权力网络终被连根拔起。

至今，对“塌方式腐败”的清理仍未结束。2017年11月，有媒体报道乐视网在IPO过程中涉嫌造假，已有多个涉及乐视IPO的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被查。事实上，乐视网早期发展时的重要投资方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其董事长王诚正是令计划弟弟令完成的化名。

2017年10月19日，《环球人物》记者参加了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坚决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交织的利益集团”，并点名提到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等案。

“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

在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会议上，王岐山郑重说道：“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5年。”

2013年5月，中央纪委决定在全国纪检监查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并明确要求全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王岐山强调道：“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同年9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全国第一起因违规购买月饼而被处理并通报的案例——海南省卫生学校使用公款购买月饼券，相关责任人正面临追责。在这一案例披露前21天，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了《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与月饼一起被禁止的，还有贺年卡。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原本红火的年历市场，犹如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仅5天后，一家规模较大的挂历台历公司负责人就感慨：“我们的订单现在全部都取消了。”

更难抓的是吃喝。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严抓“八项规定”的不满：“抓得太细了太严了，没有必要。酒该喝还是要喝的，喝点酒有什么不好？喝点酒多有气氛!”此外，在公务接待、个人住房、出国考察等方面，他也严重违反相关规定。在他任省委书记期间，河北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十分不力。2015年7月，周本顺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各地反映说，这些规定太快、太宽、太严。我问他们：你们做得到吗？坚持得了吗？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还是一阵风、刮过去就算完了，没有认识到这是关乎人心向背、是作风根本转变的宝贵机会。”2014年8月25日，王岐山回应了吃喝、送节礼等“小问题”，强调指出八项规定的落实是“关乎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腐败堕落，往往是从贪占‘小便宜’开始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官员如果处理不好公与私的关系，就很危险，很多官员从清正到贪腐的演变过程就是印证。

“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王岐山知道，他要做的就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到全体党员习以为常”。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此深有体会：“这5年来，党内风气有了明显改观，过去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得到了明显遏制。”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过去我回老家，不论是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学，还是开办民营企业的熟人，都跟我说请客送礼的事情弄得他们很疲惫。这几年好多了，有个朋友说自己过去请客送礼一年下来动辄几十万，现在就是他想送也没人敢收，负担轻多了。”

5年来，这样的变化正被每个中国人深切感知着。在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说，十八届中纪委“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在场的中外记者无不认同。

2017年10月9日，十八届中纪委开完了第八次全会，王岐山接近完成任期。此前一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的“学思践悟”专栏宣布，“要同大家作别”，专栏的告别语字字千钧：“记录并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征程。”是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征程，是王岐山亲手参与开启的。今后，老王可以不见，但人民始终期待，从严治党能天天见。(记者 郑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