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男子捅死陌路16岁少年：不想活 杀人为找死

2017年清明节，西安市临潼警方破获一起罕见的陌路凶杀人，23岁的疑犯先后因抢劫、伤害等判处有期徒刑。从累犯到“无差别杀人”的元凶，疑犯落入法网后供述“自己不想活了，杀人可以被枪毙”等令人震惊的话语。 图片由公安临潼分局刑侦大队提供

“我不想活了，杀人是为了找死，报复社会……”4月初，临潼男子捅死并不认识的16岁少年。他如何一步步堕落成杀人疑犯？内心世界藏着哪些东西？如何防范类似悲剧再发生？

2017年4月3日晚8时许，西安市临潼区庙王村村口的菜地里,走出一个脸色忧伤的少年。

少年刚给父亲上完坟，坟地距离村子仅几百米，此时的少年回家心切，因为刚才出门前奶奶正在做他喜欢吃的臊子面。

暮色中，迎面走来一名身高约一米八的男子。少年刚想停步给对方让过，男子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叠刀，猛地朝少年胸口等部位刺入……

4月4日早，在菜地中央的一条小水沟里，临潼警方发现了16岁的王龙（化名）的遗体，其脖颈、胸部、腹部等部位伤口达数十处。

4月5日中午，一位面容清瘦的男子在亲属陪同下走进公安临潼分局火车站派出所。他说自己叫张星，3日晚菜地里遇害的少年是他杀的。

警察问：“你认识被害人吗？”张星说：“不认识。”警察再问：“你为什么要杀一个不认识的人？”张星回答：“我不想活了，杀人是为了找死，报复社会……”

23岁青年的蜕变

曾经的留守儿童

内心最恨的人是父亲

西沟村位于临潼城区北约3公里。谈到张星一家，许多村民说，这家人已有很多年不在村子里住了。“他爸在街道给他们买了房子，听说一家人前些年都去了青海。”村民介绍说。

在哥哥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他七八岁时，有一次生病去医院，父母甚至拿不出2毛钱的药钱。当时父母搂着自己直哭，小自己两岁的弟弟张星站在旁边一脸的迷茫。

几年后，父亲带着母亲去了青海格尔木打工，后来在当地做一些小生意。而这期间，张越和弟弟就成了留守儿童，和爷爷奶奶一起在临潼农村生活。当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偶尔生病无法照顾两兄弟时，他们就会轮流去附近几个姑姑家小住一段时间。

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张越和张星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爷爷和奶奶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让兄弟俩流落街头。

张星仅在小学阶段就换过3所学校，其中一段时间还被父母带到青海借读，但没有多久又转回了临潼。

张家发生重大变故是在张星读六年级时。和父亲一起在青海做小生意的母亲患了重病，回西安救治了半年左右去世了，这一年哥哥张越读初二。

母亲病故后，张越辍学回家。父亲给兄弟俩在距离村子不远的街道买了一套两层六间的房子，然后又去了青海继续做小生意。这一年，爷爷奶奶也先后去世，照顾张星的任务就落在哥哥张越的肩上。

小自己两岁的弟弟张星出生于1993年。张越很快就发现，弟弟和自己一样对读书不怎么有兴趣，小学毕业后初中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

当时张越也刚走上社会，他一方面极力想给自己找一份事情做，一方面还要照顾弟弟，所以许多时候显得力不从心。

初一辍学后弟弟很快就和当地社会上的小青年们混到一起了。很多次张越想管教弟弟，结果发现弟弟的叛逆心特重，根本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张越对张星说：“父亲不在身边，妈妈和爷爷奶奶都不在了，你要听话。”结果张星向哥哥咆哮起来：“不要在我面前提父亲，如果不是他，咱俩能会是今天这样子吗？”

意识到弟弟和父亲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张越多次想叫父亲回临潼，一起商量弟弟的事，可当他说出这个想法时，张星冷漠地回应说：“我没有爸爸，我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图为案发后，疑犯被警方押解案发现场指认作案过程。 图片由公安临潼分局刑侦大队提供

出入网吧、混迹社会……

从抢劫到故意伤害

2008年前后，张越因为“犯事”被收监。张越进去时最担心的是弟弟张星，他托人向多位亲友以及父亲带话，希望能照顾好弟弟，不要让弟弟再走自己的路。

一位亲戚回忆说，其实早在张越“出事”前，张星就已开始在当地混社会了，不是出入网吧通宵打游戏，就是追随着一帮社会青年喝酒打架。

200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临潼区某网吧发生一起持刀抢劫案，多名社会青年冲入网吧、控制了管理员，然后对里面上网的人搜身抢劫。临潼警方很快破了案，16岁的张星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1年，出狱后的张越听到弟弟晚自己一年也进了监狱的消息后，悲痛不已。

2012年张星刑满释放，张越明显感到弟弟变了，很少再提及恨父亲的话题，也表示愿意悔过自新、开始新的生活。他带着弟弟去青海找父亲，对两个儿子心存内疚的父亲收留了张星，表示要资助他在青海开始新的人生。在父亲等人的帮助下，张星先在青海开了一家台球厅，后来又开始做起了枸杞小生意。

2012年，台球厅关门后，张星在朋友介绍下在青海一家石油企业从事罐车清洗。他在电话里告诉哥哥说这份工作挺好的，每月可以有五六千元的收入。张越听到这些很高兴，他觉得弟弟开始变得有出息了。

但没过多久，张越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电话，说弟弟又犯事了。原来张星和朋友去KTV唱歌时，与他人发生纠纷。一怒之下，张星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对方捅伤，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

此时的张星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僵。张星的一个叔叔代表家属前往青海处理张星的事情，结果中途因病去世。张越说此事对弟弟震动很大，他表示这次出来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2016年10月底，张星提前出狱。他出狱后给哥哥打了一个电话，说暂时不想回陕西了，想在青海发展。当时父亲已经去了成都，在那里成了家，张越就同意了弟弟的想法，并再三叮嘱他遇事不要冲动。

2017年2月底，张星突然回到临潼。他对哥哥说自己还是想在老家发展。张越问他有何打算，他说自己青海有朋友在做黑枸杞生意，答应给西安和临潼等地供货。

回到临潼的一个月时间里，张越所知道的是弟弟刚开始在临潼区诚信路上的菜市场里摆了一个摊位，主要销售黑枸杞等青海特产，中间还卖过一段时间水果。有好几次张越问收益如何，张星说每天有一百来元的收入。

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抽烟

作案前5天 微信留“遗言”

张星回到临潼后，曾让同学小辉帮忙在临潼城区找门面房，说自己在青海格尔木认识一位大哥，大哥很看好临潼的旅游市场，想来临潼开一家青海特产专卖店，并答应将来交由张星经营管理。小辉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于是就四处张罗着帮张星找店面。

小辉回忆说，这次见到张星，明显感觉他比以前沉默寡言了。几个朋友在一起玩时，许多时间张星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烟。

小辉就开导张星要阳光一些，张星则感慨世界变化太快，说从监狱里出来后感觉自己跟不上社会了。回到临潼后，小辉花了两天才终于教会张星如何使用微信。

小辉始终不知道张星住在哪里，起初他以为张星会和哥哥一起住家里，结果后来才发现张星在临潼城乡结合带租了房子。这一细节随后从张星的哥哥张越处也得到了证实。直到弟弟出事，张越也不知道弟弟这一个月里到底住在哪里。

3月底时张越曾去菜市场看弟弟，结果去了几次都发现弟弟没有摆摊。朋友告诉他：“你弟弟最近去网吧比较多，有时候甚至是通宵上网。”朋友的提醒让张越有点紧张。他找到张星问是不是没钱用了，并拿出一笔钱要给张星，但张星没有要，说自己有钱。

3月28日下午，小辉约了包括张星在内的几个朋友去唱歌。他记得那天气氛不错，张星是最后一个拿到话筒，他连续唱了两首和母亲有关的歌曲。唱歌出来一帮年轻人又去吃夜市，然后各回各家。

3月29日晚饭时，小辉吃惊地发现，此前从来没发过微信朋友圈的张星第一次发了一段话：再见了我的亲人们，朋友们，哥哥们，兄弟们我先走一步了，来世再聚。发出时间为当天下午4时49分。

小辉奇怪张星发这段话啥意思，他打电话给张星，但对方一直没有接。

对张星在朋友圈里发的这段话不解的还有他的姑姑和堂妹等人，除过留言外，姑姑、堂妹等人也曾给张星打过电话，但一直没有人接。

4月5日中午12时许，张越接到弟弟张星打来的电话，说自己有事找哥哥。张越说他在家里，弟弟说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十多分钟后，张星回到了家里，对哥哥说：“我杀人了！”

张越说他当时一愣，但很快意识到弟弟并不是在说假话。他问弟弟有啥想法，张星说他想去自首。

张越二话没说直接下楼发动了摩托车。坐在哥哥身后的弟弟紧紧地搂着哥哥的腰，张越说他当时的心情复杂极了。

兄弟俩直接到了辖区的公安临潼分局火车站派出所。而此时，警方还并未掌握到张星就是凶案的嫌疑人。直到弟弟被戴上手铐前，张越都不敢问弟弟杀了谁，为啥要杀人，因为他希望弟弟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张星向警方供述称，案发当天晚上他从租住的房子里前往县城去上网。经过庙王村时遇到一个少年，他啥话都没有说，直接掏出口袋里的折叠刀……直到认为少年没有呼吸了，他这才把对方拖到了菜地中央的水沟里。4日他又去上网，中途去街道吃饭时听到许多人都在谈论3日晚的凶杀案，考虑了一个晚上后，他决定自首。

16岁少年的梦想

想攒钱买一辆车

拉着奶奶、姑姑和妹妹去旅游

庙王村位于临潼城郊，16岁的“苦命孩子”王龙和年近七旬的奶奶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他下面还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妹妹。

在庙王村人的眼里，王龙的命不是一般的苦。在他很小的时候，生母就和父亲分手出走，把他留给了父亲。后来父亲又重新建立了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也其乐融融。

2012年春天，王龙的父亲因为琐事和村干部发生纠纷，随后被对方伤害致死，不久继母也离开了家，王龙和妹妹从此随奶奶一起生活。

在姑姑王红的眼里，侄子王龙从小很乖巧，但就是不怎么喜欢读书。2015年王龙读初二，有好多次对姑姑说自己不想上学了。姑姑每次都给予训斥，但王龙表示上学让他真的很痛苦。

王龙的一位中学老师回忆说，王龙辍学是在2015年夏天。当时王龙找到相关老师，诉苦说自己对读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希望老师同意自己辍学，并向老师说了自己家的具体情况。2015年9月开学后，王龙就没有再去学校报名。

庙王村紧邻城区，这里近年来开办了许多汽车维修店。姑姑问王龙辍学后有啥打算，他说想学修车。

姑姑开始托人给侄子找汽修店学徒的活路，但几天后王龙给姑姑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找好了汽修店，而且已经开始上班了。这一年王龙14岁。

在奶奶的眼里，孙子王龙最大的优点是懂事。她说孙子上学时特别节俭，许多同学放学后嫌回家吃饭耽误时间，都选择在学校附近的饭店吃，但王龙一直坚持回家吃饭，他说习惯了吃奶奶做的饭。在平时的消费上，无论是向奶奶或姑姑要钱，每次都不会超过50元。

2016年，由于学修车进步很快，老板开始给王龙发生活费。虽然每个月只有500元，但每月发工资后，他都会拿回家交给奶奶保存。有一次姑姑和他开玩笑说，是不是攒钱将来娶媳妇，王龙说他要攒钱买一辆车，然后拉着奶奶、姑姑和妹妹去外地旅游。

2016年国庆节后，王龙换到第三家汽车维修店上班。维修店老板彪哥和他同村，他觉得王龙虽然年龄小、喜欢玩，但干活非常踏实卖力。“王龙特喜欢交朋友，人缘好。”彪哥说。

今年春节后，彪哥曾和王龙有过一次长谈。问及将来的打算，王龙说等过几年修车技术学得差不多了，他也想在当地开一家汽车维修店，“这个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彪哥说。

给父亲上坟一夜未归

发现时躺在菜地水沟里

4月4日是清明节，人们习惯在清明前为去世的亲人上坟、祭奠、扫墓。

4月3日一大早，王龙临出门上班前就叮咛奶奶不要忘记去买一些纸钱，他说下班后要给父亲上坟。

这天汽修店的生意有点忙，忙到晚上7时20分才下班。王龙回到家时大约是7时30分。他问奶奶晚饭吃啥，奶奶笑着说是你最爱吃的臊子面。然后奶奶拿出白天在集市上买的纸钱给王龙，让他抓紧时间去给父亲上坟，然后回来吃臊子面。

父亲的坟地位于村东头的一块菜地里，距离王龙家也就八九百米。在奶奶的记忆中，王龙以前经常去给父亲上坟，来回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

臊子面已经端上桌了，但迟迟不见孙子回家。奶奶让王龙的表姐打电话催一下，表姐晚8时10分给王龙打电话，电话通着但一直没有人接。过了一会再打，还是没人接。

一直到了9时许仍无人接电话，奶奶有点心急，就出门去了儿子的墓地。这时天上开始下起了零星小雨。接连去了3趟，往返都没有见到王龙。表姐继续给王龙打电话，依旧没有人接听。

4月4日凌晨4时许，奶奶让孙女再打电话，电话提示已经呼叫转移。

早晨5时刚过，奶奶又去了一趟儿子的坟地，还是没见到孙子。她又只身去了临潼城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找了一圈，还是没有结果。

4日上午8时许，奶奶返回村里时，在村头遇见了一位去菜地里干活女邻居。邻居问奶奶咋起来这么早，奶奶就说了孙子昨夜上坟一直没有回家的事。

就在两人准备分手时，女邻居一声尖叫，刚走进菜地几步的她发现菜地中央的水沟里躺着一个人。奶奶往前走了几步，当即差点瘫倒在菜地里，她一眼认出了水沟里躺的人上身穿着和孙子一模一样的红领子工作服……

7位专家学者剖析疑犯张星的内心世界

4月20日至28日，记者就此案走访多位专家、学者，细致剖析疑犯张星的内心世界，希望能给社会、家庭、学校甚至政府职能部门作出些许警示。

疑犯张星的成长轨迹

作为留守儿童，从小缺失父母关爱。父母为生计在外奔波做生意，尽管有奶奶、姑姑等亲人抚养，但他的内心并未感到幸福

10岁时被父母带到青海生活，后因母亲病逝，带来系列变故

16岁返回临潼，因抢劫被判刑，出狱后又在青海因伤害罪被判刑

杀人案发生前几个月，他刚从监狱提前释放归来

他在成长中社会化残缺

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他自己不想活了，却又不甘心，持刀行凶杀人致惨剧发生。”冯雪认为，从疑犯张星的犯罪心理分析，他是要做一个大事，或者报复社会或者是让很多人知道。

冯雪从心理特征分析，疑犯张星倾向性即现在的需要，不符合现实，动机是不良和低级的。从张星成长经历看，自小父母不在身边，他在成长中存在社会化的缺陷。从人格角度分析，他具有反社会人格。

“我个人剖析此案，定位是人格障碍。”冯雪坦言，如果干预，一个是靠时间等待。有很多的人，青少年时期非常反社会，到了30岁左右会好很多。为什么会转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目前也没有解释；另一个是给予他一种帮教，带上行为矫治。这种个体不能单纯用心理咨询、疏导，要进行心理治疗、脱敏或者相应的技术治疗。

“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件。”李豫成说，张星的犯罪成因来源于他的心理基础和他的人格障碍，残缺的家庭、残缺的教育，让他的心理逐渐扭曲。

对于形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三大因素，李豫成指出，是“遗传因素+家庭环境模仿+缺少依恋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包括他的家庭、教育程度、学校，其中早年的成长经历是重中之重。

一个人从小就开始进入社会化时期，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反社会人格问题出现比较早，冯雪指出，这一类性格的人从上幼儿园就有所表现，比如调皮、不听老师话，上小学逃学，上中学打架或者跟着社会不良人混迹一起。

这类孩子在上幼儿园时期，就要引起家长、老师警惕，从小就要进行干预。

缺失家庭关爱

导致他心灵扭曲

“我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发现，家庭残缺或父母离异的孩子违法犯罪率相对高。”冯炜说，他们从小缺少父母关爱，得不到家庭教育，不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再加上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就让他们产生了憎恨社会的心理，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想法。

韩庆华认为，张星的成长经历令人深思。从小得不到父母关爱，导致其心理畸形成长。生活居住环境不断转移和“隔代管”没有归属，在这样的环境下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引导，流浪社会，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就这起案件本身而言，有深层次原因。”杨薇分析说，从表面上看，张星走向绝路的原因，是因从小缺失父母关爱，再加上无兴趣求学，谋生又没有好的途径，从而丧失生活的勇气，转而发展成仇视社会、报复社会。对这种极端行为进行剖析，可以发现他内心深处极度自卑懦弱，缺乏重新生活的勇气，只是希望借他的死震醒他的亲人或者说旁人对他的关注，可他又觉得似乎自己一直微不足道，即使死了别人也无所谓，因此，他要拉上一个无辜的人陪他，借助他人的死以达到自己被关注的目的。

曾犯抢劫罪显示其解决问题简单粗暴

23岁，正是风华正茂、为前程奋斗努力的年龄，但张星却从一名累犯，一步步演变成令人叹息的“无差别杀人”案中一名冷血残暴的疑犯。

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杀人案件。作案的目的一般是报复社会、挑起族群仇杀等。

王剑婷探究剖析后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疑犯张星产生“仇恨父亲”、“不想活了”、“想要报复社会”等这种激越不可控的思想和行为？

细究之下，张星在青少年时期犯下抢劫罪，属侵财性质，反映出张星在青少年时期经济上穷困与无助，也显示出他解决问题时方法的简单和粗暴。

王剑婷说，从世界范围看，“无差别杀人”案件常见于精神病类患者或显著具有报复社会意愿的人身上。前者虽无周密策划，但突发性强，致死致伤人数不可控，常发生在攻击比犯罪者弱小的群体上，如多为妇女儿童等；而显著具有报复社会意愿的犯罪者，常会扭曲地希望自己成为公众人物或引起特定人注意，这类人常会对作案地点和致死致伤等情况有策划。

“内心魔兽”作祟折射出“黑色童年”

就疑犯张星“无差别杀人”案分析，他在出狱后本想做点小生意，却在随后持刀行凶杀人之前的几日，在自己微信朋友圈预告称“自己不想活了”。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还在为生计谋划的他突然会放弃？他是否在社会复归中遇到了什么挫折和失败？是否身边完全没有亲属的温暖？以至于他产生错误的思想和致命的犯罪行为：只有自己杀了人，“法律的刀”才会终结自己的生命。

“内心魔兽”驱使下，让他从抢劫、伤害等罪的累犯，最终成为一起罕见“无差别杀人”案的疑犯？而透过种种现象，折射出张星内心世界里的“黑色童年”，而这也恰恰是一些留守儿童极可能遭遇或面临的问题。

王剑婷说，首先，学龄期前，长期与父母分离造成张星在与父母亲密关系最初建立上就有了缺失，进而导致自卑、孤僻、自我封闭、情感淡漠或者性情暴躁、易激怒等。

现代亲子教育理念提前到胎教期——被需要，被期待，被呵护，被关注，孩子在这期间建立起的安全感和自信心非常重要。张星从小由爷爷、奶奶甚至在姑姑家辗转抚养，生活本身的动荡给孩子幼小心灵带来动荡。

其次，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团聚。张星在10岁时被父母带到陌生的青海，原本与奶奶或姑姑建立起来的养育情感被切断。张星从小就为这种团聚付出了精神和成长上的代价。再加上在青海的教育可能出现问题，导致张星对父亲非常恨，而在16岁返回老家后走上抢劫犯罪道路。

再次，冲动的魔鬼。抢劫及杀人属于具备攻击性、冲动性，社会适应不良。在部分单亲或者留守儿童家庭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从小缺乏足够关爱与监管的孩子，不少学习成绩不佳，自我评价低，与周围人有隔膜，孤僻，长期形成这样的心境模式，容易滑入犯罪的深渊。

违法犯罪青少年中近七成家庭残缺

“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赵小奇说，从目前社会刑事犯罪的年龄构成来看，低级形态的刑事犯罪（非智慧型的，如杀人、抢劫、盗窃、强奸、故意伤害等），青少年占很大比例，形成社会犯罪的一大顽疾。

纵观许多犯罪青少年的家庭，不少来自单亲或者留守儿童家庭。2005年，莲湖区北关“后山”（原唐代一大殿遗址）上发生一起命案，一少年被活活打死。警方破案发现，受害人是单亲家庭，5名犯罪青少年中有3人也是单亲家庭。

李豫成说，根据一份调查显示，从未成年人案件分析，涉嫌犯罪青少年有近70%家庭残缺，包括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且犯罪主要是由于攀比、嫉妒、虚荣心理诱发的。

赵小奇认为，单亲或者留守儿童家庭中，孤独的青少年缺乏人生的正确指引，容易走极端。首先，家庭的组织定位是非正常的，也就是家庭残缺；其次，有着不良行为或有着违法犯罪劣迹的青少年，他们的环境氛围，也可能让他们无法抉择是非，周边的环境是污浊的，尤其是受过惩戒刑事处罚的青少年，在洗涤灵魂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更显得主观恶性的扩大。他们缺乏温暖与关爱，社会上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另外，家庭正确教育和引导至关重要。赵小奇说，2007年，一名23岁的青年手机被一名社会闲散人员强行借走并打完话费。当该青年将此事向父亲求助时，遭到其父谩骂：“你能弄个×，连自己的手机都要不回。”

于是，次日，该青年携带匕首，找到那名男子，发生口角后将对方捅死。如果当时其父有正确的教诲继而指引，悲剧就不会发生。 华商报记者 程彬 李勇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