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能记住的联合国秘书长无外乎两类，一类是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让人刮目相看的政治家；另外一类则是跟中国有“渊源”，对中国友好的“老朋友”。

安南是第一种，他在国际事务中的斡旋能力有目共睹，中国外交部在他卸任时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潘基文则属于第二种，因为他是第一个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甚至有传言他的祖籍是福建，很多中国人觉得攀上了“亲戚”，脸上贴金不少。

不过相比关注安南在工作上的成绩，中国的媒体似乎更关心潘基文卸任后会不会参选韩国总统。对他在联合国的工作，有媒体甚至直言不讳：潘基文能够在2012年连任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无害”罢了。“潘基文是不是史上存在感最弱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话题也经常出现在各大论坛上。所以从联合国秘书长工作的维度来看，潘基文在国人心中的存在感显然低于安南。

潘基文的存在感更多体现在工作之外

有人可能会为古特雷斯叫屈，认为他作为刚上任的新面孔，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得不到关注很正常。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从去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历时6个月，古特雷斯也早在2016年10月13日正式被任命，并且发表演说。如此长的周期都没有让大家真正记住他的名字，只能说明媒体意不在此。

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民众也越来越不在乎联合国秘书长到底是谁。

安南好歹还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在西方国家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剥离了和中国的关系后，潘基文在国际舆论面前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美国电视新闻网曾经在美国街头随机采访路人，问他们本届联合国秘书长是谁？有回答“我不知道”的，也有说“是那个印度人吗？”，总之回答正确的人少之又少。另外一份调查则显示81%的美国人要么对潘基文没什么看法，要么根本没听说过他是谁。

媒体的评价就更加不客气了。《外交政策》贬他是“有史以来最无能秘书长”“唯一成就是当选秘书长”，英国《经济学人》更是讽刺他的政绩“只能得20分”。

关于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美国《时代周刊》早在去年7月就吐槽过：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将会有一个新的联合国秘书长诞生，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他是谁。

总之，从最近几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存在感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都经历了一个关注度不断降低的过程。

因为是“正球级”官员，所以大家会不自觉地对联合国秘书长带有很高的期望，认为他可以出手摆平很多事情，其实他受到的限制比你想象中还要大。

限制首先体现在遴选机制上。按照规定，联合国秘书长需要得到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票支持，并且5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一个反对，才能获得提名任命。虽然从今年开始，候选人可以由全体会员国公开提名，并且需要参加相关大会演说，以及竞选陈述，看上去很民主，但最终的决定权还在5个常任理事国手上。

其次，从这样的“选举”机制中也可以看出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在《联合国宪章》中关于秘书长的权力有这样一条描述：“秘书长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也就是说，联合国秘书长充其量只是安理会(尤其是5大常任理事国)的“秘书”而不是什么“长官”。

不过，是选择只做5大国的“秘书”还是愿意承担更多“长官”的责任，依赖秘书长个人的性格以及魅力，最后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典型的案例对比就是安南和潘基文。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本身的权力限制，安南在斡旋过程中更多发挥了自身的魅力，例如，1998年，安南亲自到巴格达与萨达姆会面，邀请萨达姆抽雪茄，萨达姆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并且说：“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一个例外。”安南的出马最终使得伊拉克核武器危机暂时化解。与此相比，潘基文就没有这么吃得开了，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他多次打电话给叙利亚总统，但都遭到拒绝。潘基文甚至在2012年任命安南为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以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

另外，两人之间的差异还体现在他们对待美国的态度上。当美国2003年绕过安理会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安南感受到联合国多年辛苦营造的尊严和威望消失殆尽，公开批评美国发动战争不合法。2009年，潘基文公开批评美国欠联合国8亿多美元会费，引发白宫激烈反弹后，又专门道歉。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外交官称他为一个只对美国说“是”的人。

正是因为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安南和潘基文两任秘书长在媒体报端和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记也不同。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中都很醒目

然而，联合国秘书长存在感不断降低这口锅也不应该由潘基文一人来背，更应该看到潘基文的十年正好对应联合国整体衰落的十年，大势所趋，也不怪潘基文束手束脚了。

衰落既有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也有联合国自身积重难返的痼疾。

外部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全球新出现很多复杂多样的议题，安理会内部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更难实现。另一方面，出现了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解决的替代机制，很多大国开始对联合国态度冷淡，更加倾向于在自己主导的体系，或者建立一套新的机制解决问题。比如，随着G20的逐渐实体化，很多学者认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和替代联合国的某些职能。

大国绕开联合国寻求其他机制解决问题也是看到了联合国内部存在的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官僚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低下的运转效率。一位在联合国任职超过30年的美国籍助理秘书长2016年3月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题为“我爱联合国，但它正在衰落”的公开信，直指联合国的官僚体制弊端，“大量的不当管理”让这个机构处在衰败中，“我们需要一个联合国，里面的人把做正确的事当成常态”。

虽然受关注度不够，不少媒体还是对新上任的秘书长表达期待，这主要源自古特雷斯的两个背景，一来他曾经当过葡萄牙的总理，有与其他国家元首沟通斡旋的经验和能力，二来他在联合国难民署任职10年，这样的经历正好可以帮助他在秘书长的位置上更好地处理难民问题。但是过往经验并不一定都是“正资产”，古特雷斯要想刷出存在感，必须要有所作为，尤其在国际安全领域。

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葡萄牙前总理，在联合国难民署任职10年，在处理难民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联合国如此庞大的机构，存在很多内外掣肘的问题，如何在现有的框架制约下提出一些议案并着手解决相关问题存在不小的难度。除此之外，他还要考虑很多现实问题和不确定因素。首当其冲的就是资金问题，根据媒体报道，联合国通过阻止以色列建设定居点的决议后，以色列总理内塔亚尼胡就下令将以色列向联合国提供的资金削减3000万新谢尔克(约合800万美元)。另外，美国在联合国资金的供给问题上也存在内部斗争。联合国的运转离不开这些资金，尤其是美国，它所提供的资金占所有资金的20%。

此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则来自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对联合国充满怀疑，认为它只是一个“聚会、聊天、享受的俱乐部”，甚至会对美国的主权构成威胁。特朗普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以及对待难民问题上的保守态度更是与联合国的工作和主张格格不入，未来是否会爆发更多的纠纷和冲突，考验着新任秘书长以及这个庞大而臃肿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