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山西临汾SO2浓度超过1300,非常惊悚。1月9日,山西环保厅回应,“毒雾事件”7成来自居民燃用散煤。很多人认为,这又是一次“甩锅”。理性分析,大量散煤确实是罪魁祸首,而解决方案或许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已经给出。
就在北京人为2017年的第一次蓝天而焦急等待时,临汾人正面临“生死考验”。1月4日,临汾二氧化硫浓度一度达每立方米1303微克,中科院气象学博士后李汀认为,这样的浓度已经类似于1952年的伦敦毒雾。
这并不是故作惊人语。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二氧化硫24小时平均浓度准则值为20微克每立方米,1月4日的临汾超标60倍。而根据2015年发表的《中国六个城市大气中SO2和NO2对人群死亡的急性效应研究》,二氧化硫日均浓度每升高10微克每立方米,非意外死亡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率分别增加4‰和4.8‰。
最要紧的是,二氧化硫是气体,普通口罩根本没辙。但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空气状况下,没有告知,没有预警,临汾市民如往常一样乘坐贴有“防治雾霾,从我做起”的免费公交车,上班上学。
临汾公交车免费
在沉默了4天之后,临汾环保局做出了回应,称“二氧化硫破千”事件,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居民自采暖烧的散煤。这个解释,引发了更猛烈的批评,“又把锅甩给了人民”。
这可能真的冤枉了临汾。看下总体数据你就明白了,2016年,临汾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83微克每立方米,到了12月,总体数据立马飙升到348,4倍。12月和全年平均水平中的变量在哪呢?就是采暖这一项。而且,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临汾市二氧化硫浓度峰值,大多出现在每天20点-23点之间,这符合居民采暖燃煤规律。
其实,山西人对临汾空气污染早有眼见或耳闻,只是那时,大家还不知道“雾霾”是什么意思,也并不知道二氧化硫有什么危害。现在知道了,但人天然不愿意从自身找原因,认为散煤对空气污染危害没那么大。
其实,不仅临汾的散煤害人,环保部认为,在去年12月16日至22日重污染天气过程中,污染程度比较重的石家庄、邯郸等市,其二氧化硫的浓度明显升高,主要是因为民用散煤。
为什么一定要用散煤呢?这个问题的提出者,一定是个衣食无忧的城里人。
简单算一笔帐,散煤每吨500至600元,清洁煤每吨900至1000元,买一吨散煤比清洁煤便宜400元。一家5口人,一个冬天大约要烧3吨煤,算下来,如果放弃散煤全部采用清洁煤,一个采暖季要多花1200元。对于很多人而言,12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散煤和清洁煤对比
以临汾为例,尽管开展过各种送温暖活动,免费送一定的清洁煤,也推行了集中供暖改造工程,但还是管不了广大农村数十万居民使用散煤的问题。这种治理效果并不难理解,连北京郊区的散煤都管不了,还能管住临汾?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情况和山西临汾很像。半数以上的乌兰巴托市民居住在城市北部的棚户区,那里基本上没有集中供暖,很多居民靠在家中烧散煤取暖,二氧化硫严重超标。
乌兰巴托棚户区都是采用散煤取暖
为了解决这一状况,鼓励居民多使用电热器,蒙古国政府早前把该国的夜间电价削减了50%。但还不够,还是没有使用散煤划算,所以从新年1月1日起,蒙古夜间电费全免。
鼓励用电取暖是个好办法。很多人有一个疑问,电是哪来的?用电就没有污染了吗?这里需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散煤和燃煤电厂产生的污染差不多,其实差别很大:1吨散煤燃烧的排放,相当于5至10吨电厂燃煤排放的污染物。即使因取暖而产生的电量需求全部来自燃煤电厂,也比直接用散煤要好出很多。
电暖技术发达国家普及率较高,挪威占90%,日本和韩国占80%,法国和瑞典占70%,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占50%以上。而在中国,电供暖刚起步,例如,长春市仅有电供暖面积169万平方米,占全市集中供热面积的1.45%。
电供暖的类型很多,包括电暖器、电热膜、发热电缆、热泵技术、电锅炉、发热地板、电暖墙等,不管是哪一种,最大的问题就是电费。以延边为例,去年试点了3个月电供暖,结果3个月后居民发现电费太高承受不了,又改为散煤取暖模式。
与其做各种集中供暖改造,与其发各种取暖补贴(容易滋生腐败),不如对一些城市实施夜间电价免费,既然乌兰巴托都可能承受这个代价,有理由相信对很多中国的地方政府而言,这个代价还没到万劫不复的地步,至少应该估算出一个成本出来,夜间电费全免需要花多少钱,再来谈能不能接受这个问题。
夜间电费全免,不是滥发福利,反而相比于其他供暖补贴,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少有利益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