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入冬，都是小儿流感的高发季，但是今年的情况比往年更严峻。1月8日，国家卫计委也发布通知，称中国已处于流感疫情高发季节，2017年-2018年冬季报告病例数，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最近，北京、河北、陕西、浙江、天津等多地儿童医院门诊病人数量突破历史新高，而且现在给孩子看病非常占用大人的精力，中新社采访的一位母亲就说：“头天晚上0点预约挂号，第二天早晨6点去，等到给孩子输上液已经是下午的事情了。”而且至少得有三个大人跟着，一个负责停车，一个去排号，还有一个负责看孩子。即便如此，能挂上大医院的号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还有的患儿只能去郊区医院才勉强看上病。

12月25日晚9点，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门诊咨询现场

家长有怨言，医院也不轻松。浙江温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门诊从12月23日起，暂时取消了午休与双休，并增加了夜间门诊，现在是医院门诊部所有人员都被动员起来支援儿科门诊，早中晚班24小时连轴转。就算这样，还有许多孩子看病需要等6、7个小时，医生护士包括家长孩子每个人都折腾得不行。

微博截图

最极端的情况出现在天津。1月7日，天津海河医院发布一则通知：“因我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目前均已病倒，自今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

在这场流感的侵袭下，孩子不舒服、家长不满意、医护受不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各方都不满意的根源是，中国儿科医师短缺的情况不仅一直存在，并且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

据国家卫计委的相关统计显示，在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截止至2014年，中国儿科医师有11.3万人，与美国对比，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达到20万人。

《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儿科医生已经不够用了，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儿科医生选择辞职。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每间医院都有2名儿科医生离开岗位。医生圈内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

为什么医生都选择远离儿科？因为儿科被称为“哑科”，给孩子看病，医生和患儿通常很难直接交流，而家长的描述也未必准确，这就给确诊带来了风险，使得诊疗工作尤为困难和繁琐，接诊一个患儿的工作量相当于两个内科成人病人。因此，要求儿科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给小孩子检查治疗，并不是件容易事

要求高，但回报却不高。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很多医院将各个部门的收入与工资水平直接挂钩，但是小儿用药剂量小，常见病的检查也少，科室的收入很低，儿科医生的工资也上不去。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

除此之外，儿科专业曾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尽管有很多人认为，国外医学院也没有专门的儿科专业，但是中国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造成了十多年的人才断档。

尽管儿科专业恢复招生，但愿意学儿科的学生却很少

直到2014年，才有医学院恢复儿科专业招生。不过，培养一名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1年，经过5年的本科和3年的研究生学习，儿科医生毕业进入医院后还要再接受3年左右的培训，才能够独自出门诊。就算2014年入学，也要到2025年才能独立给孩子看病。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生育高潮的到来，可以想见未来儿科和儿科医生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儿科医生已经不够用了，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进一步加重了儿科医生的负担。

在中国医疗资源最为丰富的北京和上海，患儿家属首选的医院就是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研所、上海儿童医院等儿童专科医院。而这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儿科医院，看的最多的病却是感冒、发烧、咳嗽。

有人指责家长，认为他们不信任小医院，小病就往大医院跑，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其实，家长何尝不愿意省事省力省时间，何况在流感季往人群密集的地方扎还有交叉感染的可能。

2010年，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楼外排队挂号的队伍

选择去大医院，都是被现实逼得啊。

以北京为例，很多社区医院根本就没有儿科，哪怕是感冒咳嗽，社区医院都没有诊治能力，药房也没有可供孩子使用的药品。一些有儿科医生的社区医院，医生多数情况下只是给患儿家属一些建议，甚至直接让到大医院检查。

而针对此次流感，北京市卫计委在1月2日公布了北京147家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院名单，全部是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而根据统计，2017年北京一共有642家医院，这就意味着全北京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医院能看儿科。而且在能看儿科的医院里，还存在人手和设备不足的情况。

很多社区医院根本就没有儿科，即使挂了号也不会给你看病

而在医疗资源配置相对合理的国家，全科诊所的全科医生，以及儿童专科诊所就能够轻松将这些搞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搞定。以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的英国为例，其80%的医疗服务是由基层全科医生提供的，而且很多就是医生开的私立全科诊所。

为什么中国社区的全科医生不能对儿童进行简单的治疗呢？有全科医生认为，小孩病情变化快，自己的经验不足，贸然看病可能会延误病情。另外，财政对于基层公立医疗机构的大量投入，硬件是强起来了，医生们却不愿意下沉基层，并持续出现优秀医疗人才被大医院虹吸的现象。

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2015年国家卫计委曾下发通知，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这被很多人解读为“降分录取”。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李清晨对此评价说：“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本来无法通过考试的差生，可以通过加试的分数取得儿科的执照，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就是，儿科是劣等医生。”

2016年，卫计委再次下发通知，提到“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有医生评价说：“儿科医生和内科医生是完全不同的执业范围，怎么能短期培训后进行儿科执业？短期培训就能发儿科执业证书？没有证书属于非法和超范围行医，出事谁负责？”根据《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超科目、超范围实质上就是无证行医。

儿科陷入了“儿科医生少—就医体验差—医患纠纷多—医生更不愿意留在儿科”的恶性循环

那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经济宽裕点的家庭来说，还可以去私立医院，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指望公立医院在儿科诊疗上能有所变革。

根本上的当然是谁都知道的提高待遇，取消药品加成，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让医生的经验和技术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药物检查耗材只是治病的辅助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地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不过，体制问题一朝一夕怕是难以解决，想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周昭远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把现在的14岁以下属于儿科改为7岁以下(学龄前)，7岁以上可以到普通内科或相关专科就诊，因为7岁以上儿童的疾病病因临床表现和处理原则和大人差不多，只是个头小体表面积少，药物的剂量需要相应减少而已，这通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让医生掌握，这样属于儿科的病人明显减少，医生的短缺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不过这也只是一家之言，毕竟这么改的话要颠覆现有的医学教材和医疗体系，难度也不小，而且成人医生如何应对学龄期的孩子，恐怕培训起来也不轻松。

学外科，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大人；学儿科，面对的就是一个小孩，一群大人

另外，幼儿园出事发现幼师缺，孩子病了发现医生缺。中国的“人口红利”不能停留在快递、外卖这样低水平的服务业上，相关部门有义务引导并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所以培养儿科医生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也必须要做，也许它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十年后这些医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儿科专业的招生，或许可以借鉴免费师范生制度，由医院出部分或者全部学费，定向培养，毕业之后要做满一定年限的儿科医生。

对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生的培训也十分必要，在全科医生的培养和培训中应该补上儿科这一环。毕竟分级医疗体制可以大大降低患儿、家长和医护三方的痛苦感。并且，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对基层医疗市场，可以逐步放开，通过市场的力量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让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换回合理的报酬，唯如此，儿科看病难才有解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