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悦城惨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一个是真实的惨案，另一个是大银幕上的悲剧，但两者都展示了相同的困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足以让你的家庭和人生走向万劫不复之地。仅仅是脑海中掠过这种可能性，就能让每个生活平静安稳的人，内心涌出无尽的恐慌。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由于主人公李的疏忽，导致自己的三个孩子被大火吞噬，他的灵魂也被那场冲天大火埋葬了。

不同于“家长倒车压死孩子”“父母将孩子遗忘在车内致死”等监护人单方面疏忽的情况，此案中还有一个潜在的责任方——天津大悦城商场。商场是否尽到了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对栏杆高度的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商场对顾客的人身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顾客在商场发生人身伤害时，应根据商场和顾客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双方的责任分担份额：如果双方责任处于对等或公平的层面上(如双方都存在重大过错或一般过错)，则相应减轻商场方的责任；如果商场存在重大过错，而顾客只有一般过错或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则商场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如果商场具有一般过错甚至没有过错，而顾客具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商场就可以减轻甚至免除责任。

商场是否存在重大过错，首先要看护栏的高度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媒体援引南开区政府一工作人员的原话——大悦城的围栏约有1.3米高。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这个高度是符合设计规范的。同时据新京报报道，事发时，当事人同时抱着两个孩子在商场4楼的栏杆处看夜景(没有具体说明孩子是否站立在扶手上)，当事人有重大过错的嫌疑，这也是许多网友力挺商场的原因。

图片来源：微博@战争史研究WHS

但是有两点需要额外注意——天津大悦城4楼玻璃围栏的内侧，还有一圈木质扶手。扶手的具体高度不详，但根据现场照片，扶手约到一正常身高的成年男子的腰部，足够让家长将小孩放在上面，扶手以上的防护高度目测是不足的，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需要更多信息补充。

第二个是安全冗余度的问题。好的安全设计，不是保障“刚刚够”安全，而是要事先考虑到超出一般人理性、常规经验的状况，尽可能“防傻”。姚晨建议在“商场中间的天井拉上防护网”，也并非圣母心泛滥，她的建议基于一个浅显的道理——在公共安全领域，“刚刚够”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如一些网友所说，再严密的安全措施也拦不住“作死的人”，但也不能因此放弃努力。

姚晨的建议并非“不过脑子”，防护网同时可以防止高空坠物。

不过即使在北京，带中庭设计的商场、酒店加设防护网的情况也不多见。安全设计是无止尽的，出于成本和认知局限的考虑，人们倾向于做到“刚刚够”的程度。通常每一次对安全设计的改进和细化，通常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从中国过去的司法实践来看，监护人疏忽导致孩子伤亡，很少会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儿童被遗忘在车内闷死”为例，如果是因为父母疏忽大意造成，几乎就没有刑事侦查介入的先例；如果是被忘在校车内造成的，则幼儿园园长、接送老师、司机等都有可能会被判刑，而且毫无例外。

这样的“区别对待”是基于对两种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同的认知，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家务事”观念息息相关。因父母粗心大意在私家车上发生的悲剧，法律认定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因为父母是加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还有什么比失去至亲更残酷的惩罚吗？

但在此案中，不少网友持另外一种观点——孩子并非父母的私产，如果确实是因为父母的疏忽导致孩子的伤亡，不能因为嫌疑人是父母就网开一面，过失致人死亡罪不是摆设。

在观念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分析当事人的过错和法律责任，与对他报以最深的同情并不矛盾。厘清责任，才能更好地保护儿童。

具体到此案，警方应该主动介入，故意和过失的判断必然是刑法实务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根据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过失犯罪的可能性较大。但过失犯罪只有在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时，才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才承担刑事责任。比如网友提到的“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两种情况与意外事故的法律定义。

这就涉及到此案到底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意外事故。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故的核心区别在于：一是有无能力预见，即行为人是否具有认识发生死亡结果的能力；二是有无预见的义务，即行为人有义务认识并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

所以最终家长是否负有刑事责任，负有何种刑事责任，需要更多的细节，包括当时人的心理状况、性格特点、智能水平、常识经验以及悲剧现场的具体情况。不过从现有刑法的规定和过往判例来看，“粗心”家长的行为即使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由于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会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儿童福利体系极其完善的美国，对于监护人疏忽导致孩子伤亡的事件，最终的结果并非都要起诉，乃至入罪。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那些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里提到，根据美国国家儿童安全宣传小组的统计，60%的事件中，相关部门认为家长的疏忽非常大，后果严重，必须积极的用重罪来起诉。而在大约40%的这类事件中，孩子的死亡被认定是可怕的事故，不予起诉。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每逢类似事件发生，伊坂幸太郎的这句话就会被翻出来，用以谴责那些“不靠谱”的父母。

父母监护权的最基本的尺度是不能威胁孩子的生命安全，没有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的父母，确实值得谴责，否则他们会害人害己。但这不代表就要有罪推定所有父母，尤其是所谓的“低素质”父母。毕竟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习得为人父母的能力。而父母也不需要考试，真正需要考试的是负责儿童福利监管的政府。

把一切问题最终都归为素质问题，已经成为讨论此类事件的常态。托克维尔曾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指出：在美国，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而在中国，人们讨论问题习惯以素质总结一切。事实上，世俗眼中“高素质”的人也会犯同样的错，没有谁比谁更道德一些。在特稿《那些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一文中，对“什么样的(美国)父母才会把孩子忘在车里？”有这样一段概括——富人会这样做，穷人和中产阶级也会。所有年龄和种族的家长都会这样。母亲出现这样悲剧的比例和父亲一样多。心不在焉型的人和细节控同样都会这样做。半文盲和高等教育也没有区别。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牙医、邮递员、社会工作者、警官、会计师、士兵、助理律师、电工、新教牧师、犹太教学生、护士、建筑工人、首席助理、心理健康顾问、大学教授和比萨厨师的身上。包括一个儿科医生家庭，同样也包括一个火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