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媒体相继报道了临床试验中试药人的遭遇,简而言之他们是被控制与被伤害的“小白鼠”,同时也影响着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性。然而,临床试验界的专业人士们连发了好几篇文章,直斥报道不专业乃至虚假,并表示绝大部分的临床试验都非常规范,要尊重试药人。孰是孰非?搞清楚还真是不太容易。
先来看看双方针锋相对的描述与观点—— 其一:试药人是不是造假成风?
其二:试药是不是很危险?
其三:试药人的权益是不是得不到保障?
其四:试药人的报酬是不是被盘剥?
以上的四个对比只是代表,在相关的报道与反驳中,还有很多的说法,在此不一一赘述。单看哪边,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可是仔细琢磨会发现,媒体报道会采访一些试药人以及中介代表,从他们的案例来说事;行业的回应则是基于医生、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士在具体工作环境中的观察与经验。然而,不管是极端的案例还是自身的经验,其实都是个体的,表达不了普遍性。而这两方也基本在各说各话。
自然界里,偶尔会看到月亮周围有光圈,从而掩盖住了月亮本身的光彩,这叫月晕。大众心理学中,也有一个名词叫“月晕效应”(halo effect),指在人际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夸大的社会印象,表现为在个体的社会知觉过程中,将对方的最初印象不加整体分析就用来判断、推论此人的其他特质。这个词汇不单单可以用来表达人际交往,同样适用于对公共议题的看法与分析。
事实上,从好几年前开始,就有各种关于试药人的报道,基本上也满足了人们对这一神秘职业的想象——危险、被药企控制等等。而一些采访案例,也容易让媒体人得出类似的结论。另一方面,遵守规范、信任规则的研究人员、行业人员,自然也会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得出结论。并且,关于试药人的争论也持续了很久,不可否认,时代在发展,有些以前的问题也许今天已经解决了,可大众并不知道,也存在认知错位。例如,理学博士梁虹在其药物临床试验网的专栏写道,“关于职业试药人和受试者中介,对于临床试验机构来说并不是新鲜事物。2013年凤凰视频曾经拍摄了一部反映试药人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我用性命赌明天》,(《试药人受控中介,掉包尿液通过体检》这篇报道的作者可能仔细研读了这个纪录片,因为新闻素材和情节选取有许多雷同的迹象)。职业试药人频繁试药,洗脱期之内的药物相互作用不但影响试验数据的真实性,而且对试药人身体健康是极其严重的潜在威胁。为此,各临床试验机构采取了各种措施。”
总之,大家都基于案例、经验在判断了,但是普遍的有说服力的数据却没有。
人们倾向于对首先得到的信息印象深刻,所以,当媒体大规模地报道或者转载试药人的种种悲惨遭遇后,大众往往是相信的,从而对新药试验心生排斥。而这又让行业人士感到很担忧,很不痛快。因为新药的临床试验绝对是关系公共卫生与公共福祉的大事。而最后大家都堆积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例如专业人士霍朝阳的回应文章直斥报道媒体“有失偏颇、以偏概全、为搏眼球而丧失职业道德与专业性”。
然而情绪解决不了公共议题,尽管行业人士回应了好几篇文章,也都提及了自身的看法,但是传播效力也很一般。因为也是基于自己经验的回答,并不能解决人们的困惑。到底怎么才有可能打破公共议题的月晕效应呢?诚恳而真挚的关于具体案例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这次试药人报道有几个传播点,一为记者采访到的为了试药而搞垮身体的人;二为报道中详细描述调换尿液的孕妇;三为组织试药人并曝光了很多“黑幕”的中介。这些给大众印象深刻的案例究竟是不是个案,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的东西有没有夸张化?如果行业和媒体之间能够有一次追踪对话,能够排除一些迷雾,也更让大众信服。举个刚刚发生的正面例子,钟南山院士昨日就引用未经严格证实的数据——“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向公众致歉。“210万儿童死于豪装”这个点,一出来大众是非常相信的,很契合人们的想象和情绪,公共事件中的月晕效应出现了。然而专业人士锲而不舍地进行事实查证和辟谣,钟南山院士自己也勇于和媒体对话,并反思错误。大家针对具体的点来就事论事。最终,大众的认知又扭转了。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试药人的具体案例,对话很少,行业的反驳里即使涉及,也是一笔带过。
此外,这个行业也确实缺乏对公众来说清晰易得的整体统计数据和友好的宣传指南。而这个行业又太需要和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了。
一本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宣传手册内文
特别说明:本期话题为了通俗表达,对参与新药试验的受试者使用了“试药人”这一称呼,准确表达应该为“临床试验受试者”。
你基于具体案例,我基于具体经验,大家都得出一个看似全面的结论并进行传播。最终公共议题只会在月晕效应下左右摇摆,得不到社会共识,何谈公共利益、公共福祉。